【第五卷：功成身退 梅魂永伴】
天京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长江的波涛却已开始冲刷战争的痕迹。同治三年（1864年）那个炎夏，当湘军将士沉浸在攻克“伪都”的狂喜与劫掠中时，彭玉麟却独自伫立于大胜关水师帅舰的甲板上，凭栏远眺。身后是喧嚣的胜利，眼前是浩荡的江流，而他心中，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寂寥。
“梅姑，金陵克复了……天下，快要平定了……”他喃喃自语，手指在胸前那方冰凉的印章上反复摩挲，仿佛能从中汲取一丝虚幻的暖意。“可你，在哪里？”胜利的凯歌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洞，反而因为承诺的落空而更显悲凉。那一刻，“古今第一伤心人”的自我认知，如同烙印，深深刻入他的灵魂。
功高震主，鸟尽弓藏，是千百年来功臣难以摆脱的宿命。彭玉麟以其超凡的洞察力和对官场生态的深刻认知，在功成名就的巅峰，选择了急流勇退。
同治三年至四年间，他连续向清廷上了三道恳请开缺回籍的奏折，其辞情之恳切，意志之坚决，震动朝野。
在第一疏中，他陈述自己“本系寒儒，佣书养母”，“于军旅之事，本未尝学”，只因时势艰难，“勉效驰驱”，如今大功告成，理应“避位让贤”。这并非完全是谦辞，也隐含着他对自己“不习吏治”的清醒认识，不愿尸位素餐。
第二疏，他更是直抒胸臆，表明心迹：“臣素无声色之好，室家之乐，性犹不喜冠带……每于饮馔、衣服，但取适口体，不计其他。” 他描绘了自己理想中的生活——“退处山野，日与渔樵杂处”，读书画画，了此余生。这绝非矫情，而是他历经生死、看透浮华后的真实渴望。他特意提及“臣曾以‘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自誓，于今十年，未尝稍渝此志”，以此明志，恳求朝廷成全。
然而，清廷倚其为东南柱石，尤其是长江水师初定，百废待兴，岂能允准？两宫皇太后（慈安、慈禧）下旨温言慰留，称赞他“忠勤素着，功在国家”，要求他“暂缓归期，共维大局”。
面对隆恩，彭玉麟并未动摇，再上第三疏。此疏言辞更为激切，甚至带有以去就相争的意味。他详细分析了大局已定，水师已有章程可循，自己“久役思归，病体难支”，若强留任所，“非特无益于国，亦且有损于身”。他最后恳求：“放归田里，枕石漱流，歌咏圣化，为太平之幸民。”
清廷见其去意已决，且其所陈亦属实情，最终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准其开缺，回籍调养。为示优宠，加授其太子少保衔，赐紫禁城骑马等荣誉。消息传出，朝野哗然。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禄，他竟弃如敝履！“彭玉麟三疏辞官”成为当时官场一大奇谈，其“三不要”之名，至此响彻天下。
彭玉麟如出笼之鸟，脱缰之马，一身轻松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衡阳。他并未居住于繁华府城，而是在湘江之畔，萱州之渚，觅得一幽静之处，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座简朴的草堂，取名“退省庵”。
此名取自《论语》“吾日三省吾身”之意，也蕴含着他功成身退、反省过往人生的深意。退省庵傍水而居，推开窗便是烟波浩渺的湘江，与当年他与梅姑初别时的景致何其相似。他在庵周遍植梅花，不下百株。每至寒冬，暗香浮动，疏影横斜，他便仿佛回到了与梅姑在衡阳相伴画梅的岁月。
在这里，他真正过起了“不要钱、不要官”的生活。朝廷所赐养廉银、俸禄，他大多散济族中贫苦或故旧子弟，自己则布衣蔬食，清贫度日。地方官员前来拜谒，他一概谢绝；若有知名权贵途经，他亦避而不见。唯有二三知己老友，如曾国藩、郭嵩焘等来信，他才会认真回复，信中多谈诗画、农事，极少议论朝政。
他将绝大部分时间与情感，都倾注在了画梅上。退省庵的书房里，堆满了画就的梅花图。他画的梅，早已超越了早年的孤愤与中年的悲怆，进入了一种物我两忘、人梅合一的化境。笔下的梅干，如屈铁盘钢，凝聚着一生的风骨；点染的梅花，或繁或简，皆蕴含着无尽的思念。他曾在画上题诗：“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唯有玉人心似铁，岁寒相对耐霜雪。” 这“玉人”，既是梅花，更是他心中永不褪色的梅姑。
他精心保存着梅姑的遗物——那方印章、那封绝笔信、那幅染血的《红梅图》以及那枝早已干枯的梅花。他将它们供奉在一间净室中，每日清晨，必会净手焚香，静坐片刻，与心中的“她”对话。每年的梅姑忌日，他都会闭门谢客，独自一人，对着这些遗物，一整天不言不语。那份刻骨铭心的深情与愧疚，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淡去，反而在退隐的宁静中，沉淀得越发醇厚而深邃。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彭玉麟的归隐生活并未持续太久。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边疆危机四伏。尤其是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因伊犁问题关系紧张，战云密布。清廷环顾四周，能倚仗的宿将已然不多，于是再次想起了那位归隐湘江的“雪帅”。
诏书抵达退省庵时，彭玉麟正在梅树下与友人对弈。听闻朝廷欲命其进京觐见，以备顾问，他沉默良久。友人劝他以年老体衰推辞，他望着棋盘，缓缓道：“此非弈棋，可以推枰。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他最终奉诏北上，虽然后来因《中俄改订条约》签订，危机暂时缓解，他并未实际参与军事，但其以国事为重的担当，再次给朝野留下深刻印象。
真正的考验在于光绪九年（1883年）开始的中法战争。法军侵犯越南，觊觎中国西南，并于次年攻击台湾基隆，偷袭福建马尾船政局，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告急！
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清廷紧急任命年近七旬的彭玉麟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督办广东军务，统筹东南沿海防务。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对手是船坚炮利的欧洲强国，而中国海防羸弱，官场因循，困难重重。
彭玉麟接旨后，没有丝毫犹豫。他在退省庵中，对着梅姑的灵位深施一礼，沉声道：“家国有难，玉麟不得不行。你若在天有灵，佑我华夏，护我水师。” 随即，他以年迈之躯，星夜兼程，奔赴岭南。临行前，他画了一幅《雪梅图》，题诗曰：“铁干搓枒着此身，冰霜磨炼愈精神。手持南极孤臣节，要替乾坤葆太平。” 这正是他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
抵达广州后，彭玉麟面对的局势异常复杂。一方面，他要协调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倪文蔚等地方大员的关系，消除掣肘；另一方面，他要紧急布防，整顿军队，购置军火，应对法军可能对广东的进攻。
他展现出惊人的精力和铁腕手段。他亲自巡视虎门、黄埔等海防要隘，检查炮台，督促修筑工事。他发现前任官员购置的克虏伯大炮安置不当，射界受阻，立即严令移炮，并顶住压力，查处了贪墨军费的官员，即使涉及张树声的亲信也毫不留情，最终导致张树声被革职。此事震动广东官场，无人再敢怠慢，称其为“彭铁面”。
他积极支持黑旗军刘永福在越南抗法，设法接济饷械。在清廷内部和战摇摆之际，他始终是坚定的主战派，多次上疏力陈“法兰西欺我太甚，非战无以立国”，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然而，个人的决心无法扭转整个战局的颓势和清廷的腐败无能。马尾惨败，台湾被困，最终中国在陆战取胜的情况下，仍与法国签订了不尽人意的《中法新约》。消息传来，彭玉麟悲愤交加，在钦差行辕内，他面对北方，老泪纵横，顿足长叹：“人力已尽，而国势如此，此乃天意耶？亦或人谋不臧耶？三十年内，我华夏恐无宁日矣！” 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中法战争结束后，彭玉麟再次恳请开缺。清廷准其回籍养病，但仍保留兵部尚书衔，以备咨询。
历经岭南风波，彭玉麟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他回到了魂牵梦萦的退省庵，回到了他的梅花世界。他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了。
晚年，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于画梅。据传，他一生所画梅花不下万幅，用以纪念梅姑。“彭公梅”名动天下，时人求其一梅而不可得。他笔下的梅花，已成为其人格的象征——清奇、孤傲、坚韧、悲悯。
他留下了着名的《梅花百韵》诗，其中尽是血泪心声。如：“一生知已是梅花，魂梦相依萼绿华。别有闲情牵客思，晚窗无语对横斜。”“我家曾住梅花窟，修到梅花便是仙。不受红尘半点染，此身只合老林泉。”这些诗句，既是对梅姑的倾诉，也是自身高洁志行的写照。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彭玉麟病逝于退省庵中，享年七十四岁。临终前，他神智清明，嘱咐子孙：“吾死之后，勿请恤，勿立传，勿受吊。葬我于衡阳某山，墓前植梅数株，足矣。吾无他物，所存唯梅花画稿，可传则传之。”
他走得异常安静，如同他笔下的一片梅花，悄然凋零，回归尘土。枕边，是那方“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的印章和梅姑的绝笔信；案头，是一幅刚刚完成的墨梅，枝干如铁，花朵疏朗，题款是——“一生知已是梅花”。
消息传出，衡阳百姓痛哭失声，自发罢市，沿江设祭。湘江之上，舟船皆缀白帆，哀思如云。清廷闻讯，追赠太子太保衔，谥号“刚直”，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并准其建专祠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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