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四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刚过,怀庆府已飘起细雪。郑王府内,朱载堉守在父亲病榻前,手中的药碗微微发颤。朱厚烷的呼吸细若游丝,这位历经沧桑的老王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紧握着儿子的手。
“堉儿...”老王爷艰难地开口, “郑藩重任...今后就要...”
“父亲放心。”朱载堉轻声回应,却避开了继承的话题。他知道父亲未尽之言,但他心中早已有了决断。
十一月丙辰,朱厚烷薨逝。按照《皇明祖训》,作为嫡长子的朱载堉理应承袭郑王爵位。消息传出,怀庆府的士绅百姓都在期待新王的继位大典。
然而,就在丧礼结束后的第七日,朱载堉做出一件震惊朝野的事。他独自走进书房,焚香沐浴后,提笔写下了第一道《让国疏》。
“臣载堉谨奏:臣父既薨,理当嗣爵。然臣自幼钻研律历,志在学术。且思太祖封建本意,在择贤能...”字字恳切,句句真诚。
奏疏送出后,立即在宗室中引起轩然大波。族老们纷纷登门劝谏:“世子乃嫡脉正统,岂可轻让?”
“那朱载玺乃是诬告先王之人的子孙,若让其得爵,岂不令先王在九泉之下寒心?”
朱载堉平静地听着众人的劝说,待众人说完,他才缓缓开口: “昔日光武帝不计前嫌,方得天下归心。载玺虽出自旁支,然年少聪慧,品行端正。且当年之事,与他何干?”
三个月后,朝廷的批复尚未到来,朱载堉又上了第二道奏疏。这次他提出了更具体的理由:“臣近年来潜心着述,《乐律全书》尚未完成。若承王位,必为政务所扰,恐难竟其功。”
这道奏疏在京城引发了更大的反响。南京都察院御史王国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郑世子让国之举,旷古高风,可比夷齐。其志不在封爵,而在千秋。”
然而,礼部对此事持谨慎态度。尚书罗万化在朝议时表示: “宗室承袭,事关国体。若开此先例,恐致诸藩效仿,滋生事端。”
于是,朱载堉的奏疏被留中不发。
接下来的四年间,朱载堉又连续上了四道让国疏。每一道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他的理由:从个人志趣到国家大义,从学术研究到宗室改革。他的坚持开始打动一些朝臣,但也引起了更多非议。
万历二十八年的一个春夜,朱载堉正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封朱厚烷生前未寄出的奏疏草稿。上面写道:“臣观当今宗室之制,徒耗国帑,无益社稷。宜择贤能,量才录用...”
读到这里,朱载堉泪如雨下。他终于明白,父亲晚年也在思考宗室制度的改革。这个发现更加坚定了他让国的决心。
次日,他写下第六道让国疏,其中特别引用了父亲的遗志: “先王在时,尝言爵禄乃朝廷公器,非臣子孙所宜世守。臣每念及此,未尝不涕泣...”
这道奏疏终于打动了万历皇帝。在召见内阁大臣时,皇帝罕见地表达了对朱载堉的赞赏:“郑世子志行高洁,殊为可嘉。”
然而,宗人府的阻力依然存在。一些守旧宗室联名上奏,指责朱载堉“违弃祖制,沽名钓誉”。
面对这些指责,朱载堉在第七道奏疏中写下了流传后世的名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臣以为,爵位非私产,当择贤而授。若使不肖者嗣位,徒害百姓,辜负圣恩。”
这道奏疏最终说服了朝野上下。万历三十年,皇帝特旨准奏,将郑王爵位传给朱载玺,并旌表朱载堉“让国高风”。
辞爵之后,朱载堉悄然离开居住了数十年的郑王府,迁居怀庆府城东的一处普通宅院。这里没有王府的奢华,却给了他最渴望的自由。
在新的居所,他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用中原方言创作《醒世词》。这些俚曲看似通俗,却蕴含着深厚的科学道理。
“诸位乡亲请看,”他在市集上向百姓演示, “这《山坡羊·十不足》说的便是人生哲理: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围观的百姓听得津津有味。有人问道:“朱先生,这曲子里说的,可是与您那新律一般,都含着天地至理?”
朱载堉笑道:“正是。音律有数,人生亦有度。过犹不及,皆失其正。”
在《醒世词》中,他将深奥的科学知识化作浅白的歌词。在《黄莺儿·算盘歌》中,他教授珠算口诀;在《皂罗袍·观星曲》中,他讲解节气变化。这些俚曲很快在市井间传唱开来,成为普及科学知识的独特载体。
有时夜深人静,朱载堉也会想起王府的往事。但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今虽居陋巷,而心游天地。虽无爵禄,而得大自在。”
万历三十四年,朱载堉完成了《醒世词》的编纂。这部用中原方言写就的俗文学经典,不仅成为明代文学的瑰宝,更开创了科学普及的先河。其中《山坡羊·十不足》一曲,因其深刻揭示人性弱点,至今仍在民间传唱。
而在怀庆府城的这处普通宅院里,年近古稀的朱载堉又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他要将毕生所学,编纂成更加系统的《乐律全书》。对他而言,让出国爵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科学的探索,永远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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