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齐人深度参与了德利地区的叛乱，
这个消息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其真假，不在于亚齐人参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它带来的连带影响。
它像一根引线，将两个看似无关的危机点连接在了一起：帝国的军事泥潭——亚齐，与帝国的经济心脏——德利烟草种植园。
亚齐的战火假如彻底蔓延到了东海岸，与数万心怀不满的华工合流，后果是殖民地政府难以承担的。
恐慌，像是病毒一样不断地在总督府里蔓延。
政务秘书、陆军司令、财政总长……殖民地的最高决策者们震惊、不安。
在情报不明的情况下， 他们向德利地区所有还能联系上的军事单位、警察部队和地方行政长官下达指令：执行堡垒策略。
放弃所有偏远的、难以防守的种植园和哨所。
所有荷兰公民、忠于帝国的武装人员，立刻向棉兰、勿老湾等核心城市收缩、集结。
将这些城市变为坚固的军事堡垒，集中有限的兵力，保护行政中心、港口、铁路枢纽等关键基础设施。
这不能说错，只是略微消极。
给了董其德和阿吉放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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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督的“堡垒策略”还在德利地区被层层加码。
亚齐首府库塔拉查的荷兰军营里，卡雷尔·范德海金将军正用他仅存的那只右眼，审视着一份刚刚缴获的、画在羊皮上的亚齐游击队布防图。
他就是荷属东印度陆军中令人闻风丧胆的“独眼将军”。
这个绰号并非来自敌人的诅咒，而是他自己的士兵在敬畏与恐惧中为他起的。
1877年，在攻打沙马朗岸的一场血战中，一颗子弹夺去了他的左眼，却也为他铸就了一尊活生生的传奇。
他拒绝退下火线，用一块染血的绷带草草包扎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至胜利。
范德海金是范兰斯伯格总督的另一个极端。
他鄙视巴达维亚那些只会玩弄政治和外交的文官，坚信在殖民地这种野蛮之地，唯一的真理只在战争之内。
自1877年接管亚齐战事以来，他一改前任们的被动防御，发动了一系列残酷而高效的攻势。
他从不相信所谓的“怀柔”与“和谈”，他的信条是用绝对的、毫不留情的暴力，摧毁一切反抗的意志，然后再在废墟之上建立秩序。
在他指挥下的几年间，至少有三万亚齐人死于战火与清剿，比他的前任造成的战果要大上几倍，但同样，亚齐人在屠杀下反抗的声势也愈发宏大。
他与总督范兰斯伯格的矛盾，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总督指责他耗费军费如流水，视人命如草芥；他则在私下里嘲笑总督是“穿着丝绸睡衣的胆小鬼”，根本不懂战争。
坚持了两个月，在多方的压力之下，总督还是选择了妥协。
副官将棉兰叛乱的初步战报呈上，范德海金的眼睛里忍不住露出讥讽。
“看看吧，”他将战报扔给身边的参谋长，“这就是我们那位精打细算的总督阁下想要的和平。
他以为把军费从亚齐的账本上划掉，就能变出烟草和利润。
现在，那些他舍不得花钱去管理的华人和舍不得花钱去打的亚齐人，用一把火告诉了他，什么叫愚蠢。”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在他看来，是对范兰斯伯格那套“文化人治军、财政优先”政策的审判，同时，也是他自己更进一步的绝佳契机。
他立刻意识到，这场叛乱将成为他在殖民地内部权力斗争中的最强武器。
“总督的堡垒策略？真是个天才的想法。”
他听完最新的电令，发出一声冷笑，“他这是要把整个德利地区，拱手让给那些叛匪。他以为守住几个城市就万事大吉了？
他不懂，游击队的生命力，就在乡野，就在丛林。他这是在给敌人提供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温床。”
他没有立刻执行总督府关于“维持亚齐战线稳定，不得擅自调动”的命令。
相反，他叫来了他最信任的几位指挥官，在地图前站定。
“先生们，巴达维亚的官老爷们吓破了胆。但对我们军人而言，这是一次机会。”
他的声音稍显亢奋，“我们不能坐等德利的局势糜烂。
我们必须主动出击，不仅是为了平定叛乱，更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只有军队，只有我们，才是维系这个帝国唯一的支柱。”
他的计划非常大胆直接，甚至可以说是违抗军令。
他决定，在不惊动总督府的前提下，对亚齐的战术进行一次重大的、临时的调整。
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亚齐这个泥潭里，强行“挤”出一支可以调动的机动兵力。
“从今天起，”他指着沙盘上库塔拉查周围的区域，“我们在亚齐的战术，由全面清剿，转为重点防御。集中防线！不跟他们耗了！”
这个概念，在他的脑中早已酝酿成熟。
全面征服整个亚齐耗时耗力，且收效甚微。
既然无法彻底消灭丛林里的游击队，那就反其道而行之——将自己“囚禁”起来，用一座巨大的、坚不可摧的牢笼，将首府库塔拉查及周边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保护起来，同时将敌人隔绝在外，慢慢困死他们。
“命令，”他的独眼扫过每一位军官的脸，
“工程部队立刻行动，以库塔拉查为中心，征用所有可以征用的劳工，沿着我们现有的防御体系，加固并连接十六座核心据点。我要在两个月内，看到一条由铁丝网和壕沟组成的、总长超过十五公里的坚固防线完工！”
“铁路部门，立刻铺设一条窄轨线路，将这十六座据点全部连接起来。我需要我的部队和火炮，能在半小时内，从防线的任何一点，机动到另一点。”
“所有外围的、非必要的哨所和巡逻队，全部收缩回防线之内。我们要暂时放弃对广大乡村地区的控制，集中所有兵力，确保这条‘集中防线’的绝对安全。我们的任务，不再是深入丛林去寻找敌人，而是守住这条线，将来犯之敌，全部消灭在线前。”
这是一场豪赌。
他用暂时放弃亚齐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来换取兵力的集中和机动性。
一旦防线建成，他就能从这条固若金汤的战线上，抽调出至少一个团的精锐老兵。这支力量，将成为他介入德利局势的利刃。
他深知此举的政治风险。
一旦被范兰斯伯格抓住把柄，就是“擅离职守、丢失国土”的重罪。
但他不在乎。他相信，当德利的局势糜烂到无法收拾，当阿姆斯特丹的股东们因为股价暴跌而怒吼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才是那个能解决问题的人。
“给我在海牙的朋友们发电报。”他对秘书低声说道，“告诉他们，总督的无能正在将整个苏门答腊拖入火海。帝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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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兰、巨港。
这是荷兰在苏门答腊岛财富的汇聚之地，也是无数华人背井离乡、寻求生路的起点。
如今这些城市的华人区，已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死寂的囚笼。
那些发起叛乱的三合会，亚齐人，还有华人劳工在放了一把火、抢走物资后就立即转移到了城外，不见踪影。
荷兰殖民当局在执行“堡垒策略”，收缩回城市后，随后第一件事便是对眼中“不可信赖”的华人社群，实施了最严酷的集体惩罚。
“准照制度”和“通行证制度”，这两项早已存在、旨在隔离和控制“外来东方人”的殖民法规，在一夜之间被推向了极致。
华人社区的每一个出入口，都被高大的木制路障和铁丝网彻底封死。荷枪实弹的荷兰士兵和临时武装起来的土着辅助兵（多为安汶人或爪哇人），在街垒后日夜巡逻，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区内的每一个窗口。
任何试图翻越路障的人，无论缘由，一律就地射杀。
华人被强制禁锢在指定的社区内，不得越雷池一步。
曾经川流不息的街道，如今空无一人，只有巡逻队皮靴踏在石板上的单调回响。店铺的门板被死死钉上，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陷入了停顿。
棉兰甲必丹张士辉的府邸，此刻也成了他自己的牢笼。
这位曾经在荷兰人与华人社群之间长袖善舞、风光无限的侨领，如今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他穿着一身锦缎长衫，却早已没了往日的雍容。他焦躁地在正厅里来回踱步，额头上布满了冷汗。
“大人，大人！求您开恩啊！”门外，几个平日里与他称兄道弟的华商跪在地上，哭天抢地，“我们的货还在码头的仓库里，再运不出去就要发霉了！一家老小都指着这点生意活命啊！”
张士辉没有开门。他不敢。
三天前，荷兰驻军指挥官，一位名叫科斯特的陆军上尉，带着一队士兵闯进了他的府邸。科斯特没有给他任何解释，只是将一份名单和一把手枪拍在他的桌子上。
“张，”科斯特的声音很冷，
“这是总督府的命令。从今天起，华人区全面戒严。你作为华人领袖，有责任协助我们，揪出那些隐藏在区内的叛匪和同情者。”
那份名单上，是几十个在叛乱后失踪的、被怀疑参与了暴动的华工头目和三合会成员。
“三天之内，”科斯特指着那把手枪，“我要看到名单上至少一半的人，活的或者死的，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否则，我将认为你，以及你所代表的整个华人社群，都是叛乱的同谋。到那时，这把枪，就会用在你的头上。”
赤裸裸的威胁。
甲必丹制度，这个荷兰人用来“以华制华”的工具，在危机时刻，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张士辉不再是受人尊敬的侨领，而是一个被枪顶着脑袋的、必须在同胞和自己的性命之间做出选择的刽子手代理人。
他派出了自己所有的家丁和亲信，在华人区内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搜捕。
一时间，区内人人自危，告密与背叛，成了活下去的唯一法则。
曾经基于乡情和宗族建立起来的脆弱信任，在死亡的威胁面前，瞬间崩塌。
与此同时，“通行证制度”被以最严苛的方式执行着。
过去，华人若要离开居住的区域前往内陆经商或探亲，只需向殖民政府申请一张通行证。手续虽然繁琐，但对于像张士辉这样有头有脸的商人来说，并非难事。
但现在，所有的通行证都被宣布作废。
一张新的、由军事管制部门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成了唯一合法的身份证明。而想要获得这张通行证，条件苛刻到近乎不可能。
申请人必须提供至少三名荷兰公民或高级别殖民地官员的担保，并详细说明出行的每一个细节，接受反复的盘问和审查。
这等于彻底切断了华人的商业活动和人身自由。
一位名叫林文祥的药材商，他的老母亲在乡下的种植园病危，他心急如焚，拿着过去的关系网，四处求人，散尽家财，才勉强弄到一张为期三天的通行证。
当他走出华人区那如同地狱之门的关卡时，迎接他的，是荷兰士兵毫不留情的搜身和盘问。他们将他的行李翻得底朝天，连他给母亲带的药材都用刺刀一一捅开检查。他被呵斥着，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接受着所有人的羞辱。
而这，仅仅是开始。在他前往乡下的路上，每一个荷兰人设立的哨卡，都是一次新的噩梦。他被反复盘查，被勒索钱财，甚至被无故殴打。
等他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地赶到母亲身边时，老人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当他失魂落魄地返回棉兰时，因为超过了通行证规定的时限，他被当即逮捕，以“通匪嫌疑”的罪名投入了监狱，生死未卜。
荷兰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集体惩罚，这种将整个华人社群视为敌人的偏执做法，正在产生他们始料未及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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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
秋日的阳光穿透运河上空弥漫的薄云，给证券交易所镀上了一层金色。
交易所内，气氛却与这沉闷的天气截然相反，正处在一种癫狂的沸点。
“抛！全部抛掉！德利公司的股票，一张都不要留！”
一个穿着考究、头发梳得油亮的经纪人，对着拥挤的交易池声嘶力竭地吼叫着，他的声音在数百个同样疯狂的呐喊声中，显得尖利而绝望。
这些天，交易板上，代表着“德利公司”的股票，价格正以一种自由落体般的速度疯狂下跌。
几天前还价值四百荷兰盾的股票，几天后就跌破了三百，而且丝毫没有止住的迹象。
恐慌，在人群中蔓延。
在交易所二楼一间可私人包厢里，
彼得·范登博世，德利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正脸色铁青地看着楼下那疯狂的景象。
他手中的雪茄已经熄灭，烟灰落在了他昂贵的马甲上，他却浑然不觉。
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他家族的荣耀，都与这家公司深度捆绑。
德利公司不仅仅是一家烟草公司，它是荷兰殖民资本主义最璀璨的明珠。
自1869年成立以来，它便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在苏门答腊的沃土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烟草帝国。
它的股票，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最炙手可热的蓝筹股，以其稳定而又惊人的高额分红而闻名。
在1871到现在，公司支付给股东的年均股息率，超过了60%，令人难以置信，受到了逐年递增的疯狂追捧。
在前两年，股息甚至超过了票面价值的100%。
这导致票面价500荷兰盾的德利公司股票，一股的市场价格通常在数千荷兰盾的范围内波动。
具体价格会根据烟草收获预期、欧洲市场需求和公司发布的利润报告而变动。
因为，票面价500的德利股票，当年的股息就至少300。
德利的股票是荷兰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股票之一。
范登博世家族的财富，正是在这一波又一波的黄金浪潮中积累起来的。
然而，苏门答腊叛乱的消息，还有一些利益集团的围剿，将这一切都打入了地狱。
起初，他和董事会的其他成员还试图封锁消息，控制局势。
但在金融市场，任何秘密都无法长久。
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伦敦和巴黎的金融市场。
一些背景神秘的国际财团，仿佛早已预知了这一切，开始在市场上不计成本地做空德利公司的股票和相关债券。
紧接着，《泰晤士报》等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关于苏门答腊人道主义危机的深度报道，字里行间都在暗示荷兰殖民政府的无能和德利地区投资环境的急剧恶化。
这套招数非常致命。
阿姆斯特丹的投资者们彻底陷入了恐慌。一场疯狂的抛售潮，开始了。
“先生们，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范登博世猛地一拍桌子，对着包厢里其他几位同样面如死灰的大股东吼道，“我们的财富正在被烧成灰！每一分钟，我们都在损失数以万计的荷兰盾！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行动？怎么行动？”一位年长的银行家，也是公司的董事之一，苦涩地说道，“我们能做的，只有祈祷巴达维亚的那些官僚们能快点派兵平定叛乱。但你也知道，亚齐的战争已经拖住了他们所有的精力。”
“那就逼他们！”范登博世的眼中闪烁着冷酷而决绝的光芒，“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在苏门答腊的丛林里打。它也在这里，在阿姆斯特丹，在海牙的议会里打！”
当天下午，一场由德利公司董事会牵头的紧急会议，在阿姆斯特丹最豪华的绅士俱乐部里秘密召开。
与会的，不仅有公司的股东，还有来自各大银行、航运公司和保险业的巨头。
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的触角，足以深入到荷兰政府的每一个角落。
“诸位，”范登博世站在众人面前，“我们今天面临的，不是一场简单的殖民地骚乱，而是一次对我们整个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经济利益的蓄意攻击！我们必须让政府明白，德利的稳定，不仅仅关系到我们几家公司的利润，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财政命脉！”
他们的策略迅速成型，
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报纸和舆论渠道，开始大肆渲染苏门答腊的危机。他们将华工的暴动，描绘成一场野蛮的、针对所有欧洲文明的攻击，将荷兰种植园主描绘成手无寸铁、等待救援的无辜受害者。
他们将总督范兰斯伯格的“堡垒策略”，抨击为懦弱无能、坐视局势糜烂的“投降主义”。
紧接着，他们动用了自己在议会中的代理人。
一场针对殖民地部大臣的质询，在海牙的国会大厦激烈展开。
反对党议员手持着德利公司股价暴跌的图表，声色俱厉地质问政府，为何对殖民地如此重大的危机反应迟缓，是否要为投资者的巨大损失负责。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击，来自银行界。
以范登博世为首的银行家们，联合向殖民地部发出通牒：鉴于德利地区局势的极度不稳，所有银行将重新评估对荷属东印度政府及相关企业的贷款风险。
如果政府不能在短期内拿出一个切实有效的军事解决方案，他们将不得不收紧信贷，甚至要求提前偿还部分贷款。
这等于直接扼住了殖民政府的财政咽喉。
海牙的殖民地部，乃至整个荷兰政府，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来自苏门答腊的军事危机，通过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迅速转化成了一场席卷荷兰本土的政治风暴。
在这场由资本家精心策划的舆论战和政治施压面前，总督范兰斯伯格那套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施政理念，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股东们的怒吼，远比殖民地土着的哀嚎，更能撼动帝国的决策中枢。
一周后，一封来自海牙的、措辞严厉的密电，抵达了巴达维亚的总督府。密电的内容很简单：授权陆军司令部，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尽快恢复德利地区的秩序。
“一切必要手段”——这句模糊的外交辞令背后，是对范德海金将军那种铁血政策的默许。
战争的天平，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那块冰冷的报价板前，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重重地压向了暴力与杀戮的一方。
旗帜不再引领贸易，枪炮开始追随股票的行情。
与此同时，为了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也为了未来的“重建”做准备，范登博世和他的同僚们，开始推动另一项计划。他们鼓励欧洲的私人资本，以“爱国”和“机遇”的名义，进入德利公司，购买其暴跌的股票，并承诺在局势稳定后，将获得新一轮土地租赁和开发的优先权。
股价，在政府即将采取强硬军事行动的预期下，开始缓慢回升。
一场血腥的战争，就这样被包装成了一次充满机遇的“抄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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