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秋，霜风渐起。陈默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难以抵御寒意的薄棉袍，随着拥挤的人流，踏上了十六铺码头的青石板。喧嚣鼎沸的人声、咸腥潮湿的江风、码头苦力沉闷的号子以及汽轮粗犷的嘶鸣，瞬间将他淹没。黄浦江浑浊的江水拍打着锈迹斑斑的轮船和驳岸，空气中弥漫着煤烟、汗臭、劣质脂粉以及各种货物混杂的浓烈气味。这气味，便是远东第一都会——上海，给这个初到贵境的江南小镇青年最初的、极具冲击力的见面礼。
码头上，人流如织，形形色色：长衫礼帽的先生、旗袍卷发的摩登女郎、短褂绑腿的苦力、巡捕房趾高气扬的印度红头阿三、穿着破旧神色麻木的逃难者……陈默背着沉重的蓝布包袱——里面是几件换洗衣物、几本视若珍宝的书、一封同乡的引荐信（分量轻得可怜）以及家中东拼西凑的最后一点盘缠，像一颗被随意抛入激流的石子，茫然四顾。高楼大厦的轮廓在远处灰蒙蒙的天空下若隐若现，勾勒出十里洋场令人窒息却又充满蛊惑的繁华景象。这繁华，与他格格不入。他怀中揣着的几张薄薄的钞票和一小把叮当作响的角子，是他在这个陌生丛林里唯一的筹码，每一枚铜板都沉甸甸地压在心口。当务之急，是寻一处安身立命的角落。
他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招揽生意的“野鸡车夫”和眼神闪烁、兜售着不明物品的各色人等，循着记忆中从书本和同乡口中听来的只言片语，朝着闸北、南市那些“下只角”的方向走去。那里的房租，据说能让像他这样的“外乡赤佬”有机会喘口气。
穿过狭窄拥挤、两旁多是低矮木结构房屋的弄堂，空气变得更加污浊。污水横流的街面，晾晒在竹竿上层层叠叠的“万国旗”，小贩嘶哑的叫卖声，煤球炉子呛人的烟雾，构成了上海底层最为鲜活也最为残酷的市井图卷。陈默的目光在一处处张贴着告示的木板或墙壁上逡巡，寻找着“吉屋招租”的字样。
终于，在一条名叫“福寿里”的弄堂深处，他看到一张红纸，上面用拙劣的毛笔字写着：“三楼亭子间招租，月租大洋四元，押一付三，限单身男子。”
陈默心头一跳，四块大洋！这几乎是他月盘缠的一半！但他别无选择。深吸一口气，他敲响了楼下漆皮剥落的大门。
开门的是一个干瘪精瘦的老太婆，穿着靛青布衫，脑后挽着髻，嘴里叼着根旱烟管，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着陈默，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做啥？”
“阿婆，我看上面写着三楼亭子间招租……”陈默尽量让自己的吴语显得不那么生硬。
老太婆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哦，那间小房子啊。四块洋钿一个月，押一付三，先付十六块大洋，没啥问题就跟我上来看看。”她的语气不容商量。
踩着吱呀作响、陡峭狭窄的木楼梯上到三楼，穿过堆满杂物的昏暗走廊，老太婆推开一扇低矮的木门。一股浓烈的霉味混合着灰尘的气息扑面而来。
所谓的“亭子间”，名副其实地在楼梯转弯处上方，利用坡顶下的空间搭建而成。面积顶多五六平米，高度极低，陈默站着只能弯腰。一扇小小的老虎窗，玻璃脏污，透进的光线昏沉暗淡。屋内空空荡荡，只有一张摇摇晃晃的竹榻，角落里积着厚厚的灰尘和蛛网。墙壁斑驳，雨水渗漏的痕迹清晰可见，空气冷得像冰窖。
“阿婆，这……这就要四块大洋一个月？”陈默看着这连放张桌子都困难的逼仄空间，寒意从脚底直窜上来。
“小赤佬，侬懂啥？”老太婆吐出一口烟圈，满脸鄙夷，“上海滩啥地方？寸土寸金！福寿里这地段，四块洋钿已经很便宜了！前头霞飞路的公寓，一间房要几十块呢！要租伐？后面等着看的人多着呢！”她作势要关门。
押一付三，十六块大洋！这是陈默全部盘缠的八成！若给了，他连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接下来的谋生。他喉头滚动了一下，艰难地开口：“阿婆，我……我身上没带那么多，能不能……”
“不能！”老太婆不耐烦地打断他，“没铜钿租啥房子？寻啥开心！让开让开！”她像驱赶苍蝇般挥着手，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沉重的关门声像一记耳光甩在陈默脸上。他站在昏暗的走廊里，听着楼下传来的市声，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穷”字在这座城市的千钧重量。他默默走下楼梯，重新汇入弄堂的人流，背影显得更加单薄落寞。
接下来的寻觅，像一场漫无边际的苦役。他看过所谓的“灶披间”（厨房改造），租金三块半，但终日油烟弥漫，隔壁就是炒菜声和主仆的叱骂声；他打听过“鸽子笼”，位于顶楼晒台搭建的简陋棚屋，租金三元，夏热冬寒，遇上台风天更是岌岌可危；他甚至被一个看似热心的二房东带到一处更偏僻的棚户区，那里多是草棚和油毡房，被称为“滚地龙”，租金两块大洋，但环境恶劣，污水横流，卫生状况堪忧，且鱼龙混杂，安全毫无保障。每一次碰壁，每一次目睹更为艰辛的生存状态，都让陈默的心往下沉一分。上海滩的繁华背后，是无数像他这样的“浮萍”在泥泞中挣扎求生。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南京路上的霓虹灯开始闪烁，舞厅里飘出靡靡之音，电车叮叮当当驶过。这一切的流光溢彩，与饥肠辘辘、双腿如同灌铅、在寒风中踟蹰的陈默毫无关系。肩上的包袱愈发沉重，勒得肩膀生疼。他需要一个过夜的地方。
那些挂着“xx旅社”招牌的旅馆，门口穿着讲究的门童和里面透出的温暖灯光，是他不敢奢望的。他拐进一条更昏暗的小巷，终于看到一块写着“平安小客栈”的破旧木牌。推门进去，一股劣质烟草、汗臭和隔夜饭菜的气味扑面而来。柜台后一个打着赤膊、胸口刺青的壮汉斜睨着他：“住店？”
“最……最便宜的通铺，多少钱一晚？”陈默的声音带着疲惫。
“通铺，三角洋钿一晚。押金两角，明早退房时还。”壮汉吐出一口浓痰，报出价格。
三角钱！这相当于他大半天的饭钱。但露宿街头更不可想象，初秋的夜风已足够刺骨。他咬咬牙，数出五个角子递过去。壮汉收了钱，扔给他一张油腻的木牌：“楼上左转第三间，自己找铺位。规矩点，别惹事！”
通铺房间在二楼，推开门，一股更浓郁的体臭和脚臭味几乎令人窒息。一间狭长的屋子里，两排用木板勉强搭起的大通铺，上面胡乱铺着草席和破旧的毯子，已经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号人。鼾声、磨牙声、梦呓声此起彼伏。空气污浊不堪，唯一的光源是墙角一盏昏暗的煤油灯。
陈默在靠门口的空隙处勉强挤下，将包袱紧紧抱在怀里当作枕头。身下的木板硬得硌人，旁边的汉子翻了个身，带着浓烈蒜味的口气喷在他脸上。疲惫如潮水般涌来，但环境的恶劣和内心的巨大茫然让他根本无法入睡。他睁大眼睛，望着被油烟熏得乌黑的天花板，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警笛声和更夫的梆子声，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卑微与无助。这三角钱换来的，不过是一方污浊混沌的空间，离他想象中的“魔都寻梦”，相隔万里。
第二天拂晓，陈默几乎是逃离了那间小客栈。押金拿回了两角，但他感觉自己身上似乎也沾染了那挥之不去的低劣气味。他必须尽快找到更稳定的住处！昨日亭子间的价格让他彻底死心，他将目标转向更廉价的“统间”床位——那种如同沙丁鱼罐头般拥挤的集体宿舍。
几经辗转打听，在闸北一处靠近苏州河、空气中常年飘散着工厂废气和污河水腥臭的弄堂深处，他找到一栋灰扑扑的三层砖木小楼。门口挂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德兴公寓”。一个穿着油渍麻花短褂、剔着牙的矮胖男人坐在门口晒太阳。
“先生，听说这里有便宜的床位出租？”陈默上前询问。
矮胖男人斜眼打量他，吐掉牙签：“嗯，是有。三楼大统间，还有几个铺位。一个月一块八毛大洋，押一付一，水电煤另算，月底摊派。”他伸出两根油腻的手指比划着，“我叫王德发，这里都叫我王老板。”
一块八毛！押一付一！总共三块六毛！虽然仍是笔不小的开销，但比起亭子间押一付三的十六块大洋，已是巨大的“优惠”。陈默心中燃起一丝希望：“王老板，我能先看看房间吗？”
“行，跟我来。”王德发懒洋洋地起身。
楼道狭窄陡峭，墙壁被油烟熏得漆黑。推开三楼尽头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难以言喻的混合气味——汗酸、脚臭、劣质烟草、隔夜食物和霉味——如同实质般涌出，让陈默胃里一阵翻腾。
屋里光线昏暗，约莫二十多平米的空间，密密麻麻塞了六张双层木架床！靠墙还打了地铺！粗粗一算，竟住了不下十五六人！床铺之间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床板上铺着草席或破旧的褥垫，挂着发黄的蚊帐（有些已经破损）。衣物、杂物、脸盆、饭盒胡乱堆放在床下、墙角甚至过道。空气闷热污浊，靠近门口的墙上，开着一扇小小的气窗，聊胜于无。
“喏，就那张上铺，靠窗边柱子那个，前两天刚空出来。”王德发指了指靠近气窗的一张上铺，上面散乱地堆着一卷发黑的铺盖，“原来住的拉黄包车的，说是回乡下不来了，破烂玩意儿你收拾收拾就能用。窗户能开条缝，透透气。”
陈默看着那离地一人多高、紧挨着冰冷房柱的上铺，再看看屋内那些光着膀子、眼神麻木或警惕地盯着他这个新面孔的住客，心沉到了谷底。所谓的“公寓”，不过是拥挤肮脏的牲口棚。
“王老板，这……这么多人……”陈默的声音有些艰涩。
“一块八毛一个月，你还想住洋楼啊？”王德发嗤笑一声，“上海滩啥行情？要干净要清静，去租界住公寓去！住不住？一句话！后面还有人等着看铺呢！”
陈默环顾这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想到昨夜客栈通铺的经历，再摸摸怀里所剩无几的盘缠，巨大的无力感袭来。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点点头，声音干涩：“住。”他数出三块六毛大洋（押金1.8+首月1.8），交给了王德发。对方塞给他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和一张写着几行潦草规则的油印纸片，便算是签了“合同”。
陈默爬上那张吱嘎作响的上铺，将前任留下的散发着馊味的破烂铺盖卷起扔到墙角，铺上自己带来的薄被单。狭窄的床铺，他躺下后几乎无法转身，头顶离布满蛛网灰尘的房顶只有一拳距离。气窗缝隙吹进来的风带着河水的腥臭。楼下弄堂的叫卖声、邻居的争吵声、屋内其他住客的咳嗽声、翻身声清晰可闻。他抱着自己的蓝布包袱，蜷缩在角落里，第一次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了彻骨的迷茫和恐惧。这价值一块八毛大洋的“栖身之所”，便是他在这光怪陆离的上海滩，挣扎求生的起点。
住处勉强安顿，谋生刻不容缓。口袋里剩余不多的银钱，如同燃眉之火，催促着他必须立刻找到糊口的营生。陈默揣着那封单薄的同乡引荐信，开始了他真正的“沪上奋斗”。
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那点文化。清晨，他将自己仅有的一套半旧长衫浆洗干净，仔细抚平褶皱，希望能增加几分体面。他走向报馆林立的望平街（今山东中路）。《申报》、《新闻报》等大报馆的门庭高大轩敞，穿着制服的职员进进出出，陈默徘徊片刻，终究鼓不起勇气上前。他走向一些稍小的报馆或通讯社。
在一家名为“沪江通讯社”的门前，他向门房说明来意。门房是个势利的老头，叼着烟卷，乜斜着眼看他：“找事做？里面编辑老爷忙着呢，你有啥本事？会写文章？认得几个字？”
“我读过几年书，会写……”陈默连忙说。
“哼，会写字的多了去了！”老头不耐烦地打断，“现在招的都是跑新闻的记者，要腿脚勤快脑子活络，还要有关系门路。你？新来的吧？有保人吗？没保人免谈！”他挥挥手，像驱赶苍蝇。
他又鼓起勇气走进一家新开不久的《新声晚报》馆，求见编辑。一个戴着眼镜、头发稀疏的中年编辑接待了他，态度还算和气，看了他的引荐信（那同乡显然分量不够），又让他写了几行字，问了几个问题，最后摇摇头：“小兄弟，文笔还算通顺，字也端正。不过我们这里眼下缺的是能拉广告、跑社会新闻的熟手，或者懂洋文的翻译校对。你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暂时怕是帮不上什么忙。这样吧，你的名姓留在这里，若有合适的抄写或校对零工，再通知你。”一番话客气，却将他拒之门外。
文字的路似乎不通。陈默脱下长衫，换上短褂，开始寻找更现实的体力活计。闸北、杨树浦一带工厂林立，烟囱日夜喷吐着黑烟。他来到一家规模不小的纱厂门口，只见人头攒动，多是衣衫褴褛的汉子，围着一个穿着工头服、拿着名册的人。
“招工！招工！挡车工、搬运工！有力气的上前！”工头扯着嗓子喊。
陈默挤过去：“先生，我想做……”
“籍贯？”
“浙江余姚。”
那工头眉头一皱，上下打量陈默略显清瘦的身板：“余姚？不行不行！阿拉这里只招本地人或者苏北帮的！生面孔不要，规矩不懂，麻烦！”他说着，对着人群里几个粗壮汉子喊道：“张老三，侬带几个人过来登记！”
陈默被粗暴地推出人群，地域的隔阂与排斥，第一次如此赤裸地显现在他面前。
码头上，搬运工的活计更是帮派林立。他试探着向一个正在指挥搬运的包工头询问。
“想扛大包？”包工头是个满脸横肉的汉子，嘴里叼着烟，“小子，身板扛得住吗？一包棉花两百斤！码头规矩懂不懂？想在这里讨生活，先拜码头，孝敬过黄师傅（青帮头目）没有？”
陈默茫然摇头。
“哼，啥都不懂就想来抢食？滚一边去！”包工头不耐烦地挥手，几个打手模样的汉子立刻围了上来，眼神凶狠。陈默心头一凛，只得赶紧退开。码头上，巨大的货轮、沉重的货物、汗流浃背喊着号子的苦力，构成一幅充满力量却也暗藏凶险的图景，而他，只是一个被排斥在规则之外的闯入者。
晌午已过，陈默腹中雷鸣。他舍不得花钱吃碗阳春面，在街角找了个避风的角落，从包袱里摸出昨天买的最后一块冷硬的粢饭糕，就着从老虎灶花一个铜板讨来的开水，艰难吞咽。粢饭糕早已没了热气，噎得喉咙生疼。他看着马路上驶过的豪华汽车，看着西装革履的洋行买办，看着穿旗袍的摩登女子从百货公司拎出精美的纸袋，巨大的贫富鸿沟如同一道冰冷的深渊横亘眼前。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一种近乎耻辱的刺痛感传遍全身。在这座以“冒险家乐园”着称的城市里，他连最基本的立足点都难以找到。
傍晚，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回到“德兴公寓”那间令人窒息的大统间。屋内气味依旧混杂，人声嘈杂。有人在用煤油炉子煮着寡淡的面条，烟气弥漫；有人在大声争论着今天的工钱；还有人躺在床上，发出痛苦的呻吟。陈默的上铺下铺已经换人，床下塞进了陌生的包袱。他默默地爬上自己的铺位，蜷缩在冰冷的被褥里，薄薄的被单难以抵御深秋的寒意。隔壁床一个满脸愁苦的中年汉子递过来半个冷掉的烧饼：“新来的？还没找到活路吧？垫垫肚子。”
陈默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低声道谢。烧饼粗糙，难以下咽，却带着一丝微弱的暖意。
“这上海滩啊，”汉子叹了口气，声音沙哑，“看着满地是金子，可没门路没力气，连口馊饭都抢不到热的。慢慢熬吧，总能找到口饭吃。”
陈默嚼着烧饼，没有回答。他想起包袱里那几本被翻烂了的《新青年》、《新潮》，想起离家时对父母许下的豪言壮语。理想与现实巨大的落差，像冰冷的江水，将他淹没。窗外，十里洋场的霓虹灯如鬼魅般闪烁，映照着他苍白疲惫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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