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晨总带着层薄霜，督军府后院的演武场刚洒过水，青石板缝里还凝着白花花的冰碴。时间已经来到了1924年的冬天。
常恒压着弟弟常乐的肩膀，看他费力地举着驳壳枪——十岁的常乐比同龄孩子高半头，枪身几乎跟他胳膊一样粗，换弹匣时手指总打滑，金属的弹匣“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溅起片泥水。
“慢着点。”常恒弯腰捡起来，指尖擦过弹匣上的锈迹，“不是靠蛮劲，你看——”他单手握住枪，手腕轻轻一翻，弹匣便像长了眼睛似的滑进枪托，动作快得只留道残影，“肌肉记熟了动作，比使力管用。”
常乐抿着嘴点头，重新抓起枪。他比常恒小三岁，去年的时候他见了枪都怕，如今却能跟着德国顾问冯·克莱因练速射了。
演武场另一头，克莱因正抱着胳膊看，军靴踩在冰碴上咯吱响：“常，你弟弟的进步很快，但还不够——记住，在这个时代，枪慢一秒，可能就没机会喘气了。”
常恒应了声，心里清楚这话的分量。他和常乐的“课”，从一开始就跟旁人不一样。
上个月他去甘肃政法学堂“跟班”，见着那些穿着学生制服的少年，手里捧着的是《大清律例》、《现行刑律 》这些。
先生在台上讲“仁义礼智信”，讲“国家局势变化”，他们听得认真，却没人想过——要是外面的武装打过来，这些书能不能挡子弹？
可他和常乐不能不想。
演武场旁边的厢房里，陈叔正等着他们——那里摆着各种各样常见的毒药，他们得在半柱香里辨出来，错一个，就得罚抄“毒理图谱”十遍。
“哥，这个闻着发苦。”常乐指着个青瓷碗，鼻尖都快贴到碗沿上了。
常恒凑过去闻了闻，点头：“是马钱子，微量的，能让人慢慢瘫了，表面看不出来是中毒。”他想起上周三叔说的，旅蒙商的一位会长就是这么“病”死的，死前还请了好几个中医来看，谁都没查出是中了毒。
陈叔在旁边记着，见他们全辨对了，才收起茶碗：“不错。但记着，真到了外面，没人会让你们慢慢辨认的——去年督军去临夏，宴席上就有人出手了。
常乐缩了缩脖子，常恒却没动——他见过出手的人的下场，也见过父亲把那碗端上桌的汤喂了狗，狗抽搐着死在地上时，父亲的脸一点表情都没有。
他知道，这就是他们的“生存课”：枪要快，眼要毒，心要硬，不然别说当统治者，连活着都难。
下午的课在兵工厂的绘图室。总工程师米勒先生正趴在桌上画图纸，铅笔在纸上划出沙沙声，旁边放着本德文的《冶金学》。常恒凑过去看，图纸上是步枪的枪栓结构，米勒指着个小零件：“这里，钢的硬度不够，就得加铬，比例是1.2%，多了少了都不行。”
常乐在旁边翻那本《冶金学》，德文单词认不全，就拿铅笔在旁边画记号。常恒帮他翻译：“这个词是‘淬火’，就是把烧红的钢放进冷水里，让它更结实。”
常恒想起去年刚学德语时，系统签到给了“语言天赋”，他氪了半条命提升，才勉强能跟米勒对话——要是没这本事，这些图纸就是废纸，父亲花大价钱请米勒来，也等于白请。
绘图室窗外，是甘肃兵工厂的高炉，烟囱里冒着黑烟，把天空染得灰蒙蒙的。几个工人正扛着钢锭往炉里送，汗珠子掉在地上，瞬间就蒸干了。
常恒看着那些钢锭，忽然想起政法学堂的学生们——他们都喜欢谈论政治学术主义。
在常恒走神时。
“哥，米勒先生说，咱们的水库图纸画好了。”常乐的声音把他拉回神。
常恒接过图纸，上面是“梯级水库”的设计——从黄河边修起，一级一级往下，能存住雨水，也能引着水浇地。
米勒在旁边说：“明年开春就能动工，但得学苏联人的法子，他们有种碱土改良剂，能让河西、宁夏的荒地长出麦子。”
常恒赶紧记下来。他知道，这就是“科技与工业课”的用处——枪能护命，钢能造枪，水和粮食能养人，这些加起来，才是统治者的根基。
上个月他去乡下看父亲搞的“以工代赈”，见着农民们在地里挖渠，脸上全是土，却没人抱怨——他们知道，渠挖好了，明年就能多收粮食，就能不饿肚子。那时候他就明白，比起枪杆子，让百姓能活下去的“本事”，更能让人服气。
晚上的“权术教育课”在父亲的书房。常敬之坐在主位，三叔和林锡光分坐两边，桌上摊着张甘肃地图，上面插着小旗子——红的是冯玉祥，橙色的是杨增新，黄色的是外蒙古的苏联势力，绿色的是川蜀军阀，黑的是自家的兵。
假设冯玉祥从平凉打过来，叛军从青海出兵呼应，你们怎么守？”常敬之敲了敲地图。
常恒拿起个黑旗子，往兰州东面的六盘山挪：“这里修工事，放两个师，挡住冯玉祥的正面。再从河西调一个师，绕到叛军的后面，断他的粮道——叛军的粮草只能来自他们的后方，咱们把路一封，叛军的骑兵就成了没牙的老虎。”
常乐在旁边补充：“还得让林叔叔发告示，说冯玉祥是‘外人来抢地盘’，让各县的乡绅帮咱们募兵——他们要是不帮，就断了他们的生意。”
林锡光笑了对着常乐说：“你这小子，跟你二哥学坏了。”话里却带着赞许。
常敬之没笑，指着地图上的河州：“回汉杂居的地方怎么办？要是他们趁机反了，内忧外患，怎么弄？”
常恒愣了下——这是“民族政策”的课，他上周才跟林锡光学的。他赶紧说：“扶持新教的阿訇，让他们跟旧教的门宦斗，咱们坐收渔利。再‘减租减息’和土改后回汉贫农都了得好处，他们跟着闹事的几率很小。”
常敬之点点头：“还算明白。记住，统治不是拿着枪喊‘都听我的’，是让该怕你的人怕你，该信你的人信你。”
书房的灯亮到后半夜。
而在那些普通学堂之中的孩子早就睡觉了。
常乐打了个哈欠：“哥，他们学的那些，真没用吗？”
常恒望着远处的黑暗，没直接回答。他想起白天在兵工厂见着的工人，他们会打铁，会浇铸，却不会看图纸，米勒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想起乡下的农民，他们会种地，却不会修水库，得等着官府派工匠来；想起政法学堂等学校的的学生，他们都学的是“被统治”的本事：会干活，会听话，却不会想“为什么”，不会想“怎么办”。
而他和常乐学的，是“统治”的本事：会开枪，会辨毒，会造枪，会修水库，会让该怕的人怕，该信的人信。
“不是没用，”常恒拍了拍常乐的肩，“只是咱们要学的，是让他们能好好学那些的本事。要是咱们守不住金城，他们的书也读不成了。”
常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常恒却想起他签到所得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他得学三民主义，也得学马克思主义，得知道怎么用“主义”笼络人心；得学会宣传，把常家的统治刻入到百姓的骨头里；得学怎么让回民、汉民、德国人，都愿意跟着常家走。
其他的学生不会学这些。他们只会按部就班地毕业，要么去当官员，要么去当先生，规规矩矩地活在别人画好的框里。而他和常乐，得画这个框。
回到房里，常恒看着桌上的“作业”——一张水利图纸，一份毒理图谱，还有张写着“假设苏联顾问来甘肃，该怎么应对”的纸条。常乐趴在旁边抄德文单词，笔尖在纸上划得认真。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落在他们的作业上，也落在远处其他学堂的屋顶上。
常恒知道，从他们踏上金城土地的那天起，他和常乐的路就定了——不是跟着别人走，是带着别人走。
这世上的课，本就分两种：一种是教你怎么被统治，一种是教你怎么当统治者。他和常乐，没得选，也不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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