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澈的手已经搭在了冰凉的门把手上,门外楼道里有孩子跑过的吵闹声,衬得这间屋子愈发死寂。
“……他到死,都抱着那个破箱子……说那是他的棺材……”
张建军的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沙哑、飘忽,带着酒后的混沌和刻骨的绝望。
江澈的动作停住了。
他没有立刻回头,只是静静地站着,感受着背后那道灼人的目光。那目光里混杂了太多东西,有恨,有怨,有悲凉,还有一丝……倾诉的渴望。
一个背负着秘密活了二十年的人,在临死前,把这份重担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而这个儿子,显然已经被这口无形的“棺材”压得喘不过气。
江澈缓缓松开门把手,转过身来。
他没有去看情绪濒临崩溃的张建军,目光反而落回了那张黑白遗像上。照片里的张文清,眼神温和,嘴角甚至带着一丝浅淡的笑意,像个教书先生。
“棺材……”江澈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照片里的人,“人活着,怎么能睡在棺材里呢?太沉了,会做噩梦的。”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张建军用酒精和愤怒堆砌起来的硬壳。
他那副故作凶狠的姿态瞬间垮塌,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颓然地跌坐回那个小板凳上。他把脸埋进粗糙的手掌里,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压抑了许久的、属于一个中年男人的哭声,从指缝间沉闷地溢出。
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被生活反复捶打后,再也撑不住的呜咽。
江澈没有上前安慰,也没有说话。他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像一块不会说话的石头,给了对方一个可以彻底释放情绪的空间。
他知道,对于张建军这样的人来说,任何廉价的同情和劝慰,都是一种冒犯。
哭声持续了很久,从激动到平复,最后只剩下断断续续的抽噎。
屋子里的空气仿佛被这场哭泣洗过一遍,那股浓烈的烟酒味里,多了一丝咸湿的悲伤。
张建军抬起头,眼睛红得像要滴出血。他胡乱地用袖子抹了一把脸,从茶几上摸索着又点了一根烟,手抖得厉害,打了好几次才点着火。
“你……坐吧。”他哑着嗓子说。
江澈拉过另一张板凳,在离他不远不近的地方坐下。这个距离,既不显得疏远,也不会给人压迫感。
“我爸他……最后那几年,已经糊涂了。”张建军狠狠吸了一口烟,烟雾模糊了他痛苦的表情,“嘴里老是念叨着什么‘账平不了’,‘我对不起他’……晚上做噩梦,喊着一个人的名字。”
江澈的心脏猛地一跳,但他脸上不动声色,只是静静地听着。
“林国栋。”张建军吐出这三个字,像是吐出了一块烧红的炭,“他总是喊这个名字,喊得撕心裂肺。我问他这是谁,他不说,就一个劲儿地哭,说自己是罪人,死了都闭不上眼。”
江澈的指尖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一下,又一下。
成了。
所有线索,都在这里对上了。
张建军像是打开了话匣子,又或者,他只是需要一个听众,一个能让他把心里这些年积压的霉烂东西倒出来的人。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张建军的眼神飘向那张遗像,陷入了回忆,“我小时候,我爸是我的骄傲。他是厂里的总会计,戴着眼镜,兜里别着钢笔,谁见了他都客客气气地喊一声‘张会计’。他教我打算盘,教我写字,他说做人就跟做账一样,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一笔一划都不能错。”
他自嘲地笑了一声,眼泪又涌了上来。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二十年前,从县纪委被人送回来那天起,就全变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三夜没出门。出来以后,人就跟丢了魂一样。他辞了职,再也不碰算盘和账本,整天就是喝酒,喝醉了就打我妈,骂自己不是个东西。”
“后来,我妈受不了,跟他离了婚。这个家,就散了。”
江澈听着,心里一阵发沉。他看到的,远比那份冰冷的档案要残酷得多。一个被扭曲的时代悲剧,如何像病毒一样,侵蚀并摧毁了一个又一个普通的家庭。
王志强毁掉的,不仅仅是林国栋的人生。
“那个箱子,就是从那时候有的。”张建军指了指里屋的方向,“一个部队上退下来的旧皮箱,死沉死沉的。他弄了把大锁锁上,谁都不让碰。他说那是他的命,也是他的债。他跟我说,他这辈子做了件天大的亏心事,害了一个好人,也害了自己。他说他没脸去见那个人,只能守着这个箱子,等着报应。”
江澈内心翻江倒海,他几乎可以想象出张文清这二十年来,是如何在无尽的自我谴责和恐惧中度过的。
他看着眼前这个被父亲的秘密折磨得形销骨立的男人,忽然觉得,自己之前那些为了“躺平摸鱼”而耍的小聪明,在这样沉重的人生面前,显得那么可笑和苍白。
“我恨他。”张建军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凉意,“我恨他懦弱,恨他毁了这个家。可看着他一天天熬干了自己,我又可怜他。他临死前,拉着我的手,已经说不出话了,就一个劲儿地指着那个箱子,眼睛瞪得老大,死不瞑目。”
烟已经烧到了尽头,烫到了张建军的手指。他像是没有感觉一样,直到皮肤上传来“滋啦”一声轻响,才猛地一哆嗦,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狠狠碾碎。
“江秘书。”他抬起头,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江澈,“你不是第一个来问我爸事情的人。”
江澈的瞳孔微微一缩。
“上个月,我爸刚走没几天,就有两个人来过。”张建军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后怕,“他们也说是‘组织’上的人,来慰问。可他们不问我家里缺不缺钱,不问我有什么困难,翻来覆去就问一件事——我爸临终前,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比如日记本、信件之类的。”
江澈的后背瞬间绷紧了。
王志强的人!他们果然来了!
“我当时留了个心眼,我说我爸脑子都糊涂了,什么都没留下,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张建军心有余悸地继续说,“可他们走了以后,我越想越不对劲。哪有这么‘关心’老干部的?我甚至怀疑,我爸走得那么突然……是不是也跟他们有关系!”
这个猜测,让屋子里的温度仿佛又降了几度。
江澈没有说话,但他知道,张建军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对于王志强那种人来说,一个心梗,是最干净利落的“物理闭嘴”方式。
“你……”张建军看着江澈,眼神里充满了审视和怀疑,“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吗?”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江澈迎着他的目光,没有丝毫躲闪。他没有急于否认,也没有慷慨激昂地表明立场。
他只是平静地反问了一句:“张大哥,如果我跟他们是一伙的,你觉得我今天还会坐在这里,听你说这么多吗?”
张建军愣住了。
是啊,如果是一伙的,江澈的目的应该是找到那个箱子,然后拿走、销毁。他完全没必要在这里听自己哭诉,听自己讲林国栋,讲二十年前的旧事。
江澈的坦然,和他之前表现出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尊重,让张建军心里的天平,开始慢慢倾斜。
“那你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你刚才说的四个字。”江澈一字一顿地说道,“‘账’和‘公道’。”
他站起身,走到那张黑白遗像前,再次深深看了一眼照片里那个温和的男人。
“张老会计一辈子都想把账做平。可二十年前,有人逼着他做了一笔永远也平不了的烂账。这笔烂账,不仅毁了林国栋,也毁了他自己,毁了你这个家。”
江澈转过身,目光清澈而坚定。
“现在,我想来试试,看能不能把这笔烂账,重新算清楚,还它一个公道。不只是为了林国栋,也是为了张老会计,为了他能真正地闭上眼。”
这番话,没有一句提及“翻案”、“举报”这些敏感的词,却每一个字都敲在了张建军的心坎上。
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看着他那双不像官场中人该有的、干净得有些过分的眼睛。他从这双眼睛里,看到了和自己父亲年轻时一样的东西——一种近乎天真的理想主义。
沉默。
长久的沉默。
张建军像是做着剧烈的天人交战,他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许久,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猛地站起身。
“你跟我来。”
他转身,走进了里屋。
江澈跟了进去。里屋是一间卧室,陈设简单,一张旧木床,一个掉漆的衣柜。在床底下,张建军费力地拖出了一个箱子。
那是一个军绿色的老式皮箱,边角都已磨损,上面布满了划痕和岁月的尘垢。箱子不大,却给人一种异常沉重的感觉。
箱子的正中间,挂着一把硕大的黄铜挂锁,锁身上已经生出了绿色的铜锈,看上去坚固异常。
这就是张文清用二十年生命守护的“棺材”。
“我爸说,这个箱子,就是当年那件事的铁证。”张建军蹲在箱子旁,手掌在满是灰尘的箱盖上轻轻抚摸,像是在抚摸父亲的墓碑,“他说,他把所有的东西,都锁在了里面。”
江澈的心跳开始加速。
“钥匙呢?”他问。
张建军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抹苦涩到极致的笑。
“我爸说,这把锁,有两把钥匙。二十年前,他亲手毁掉了一把。”
“那另一把呢?”江澈追问。
张建军抬起头,看着江澈,眼神复杂地一字一句说道:“另一把,他说,在他当年陷害的那个人的女儿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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