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广州市区，天已近晌午。
车窗上沾着层灰，把外面的树影糊成了一团绿。
公交车开得晃晃悠悠，邻座的大妈在打盹，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
我望着窗外，心里空落落的，又有点说不清的亮堂。
想起半年前第一次来广州的情景。
那时候德林比我还兴奋，一路上大喊着:“你看那楼多高”。
结果到了车站就找不着北，俩人在广场上转了三圈才摸到去城中村的公交。
那时候多傻啊。
以为进了迪克公司就是端上了铁饭碗，以为攒够三个月工资就能给家里寄台洗衣机，以为只要肯干，日子总会往好里走。
直到德林受伤，领班连句慰问都没有，只催着“赶紧上班别耽误产量”，我才真正明白，有些地方的墙，你再使劲撞，也撞不出个窟窿。
下了车，夕阳正往楼缝里钻。
广州站的广场还是老样子，人潮涌得像涨潮的水，
背着大包的打工者、举着牌子的黑车司机、追着人卖地图的小贩，闹哄哄的，比迪克公司车间的机器声还让人头大。
我跟着人流往外走，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拐向了天桥。
当时和德林就是站在这里，迎着风，抒发着对未来的渴望。
记得天桥上的风挺大，吹得人头发乱晃，就像未知的明天。
我扶着栏杆往下看，马路上的车排着队，红灯亮时，能看见司机们歪着头打哈欠。
跟迪克公司流水线上的工人没啥两样，都是被日子推着往前挪。
“小伙子，要住店不？便宜！”
一个穿花衬衫的男人凑过来，手里的名片硬邦邦的。
“不了。”
有了点社会经验，我知道这些人有多不靠谱。
走到天桥中间时，看见个卖烤红薯的老太。
铁皮桶里的红薯冒着热气，甜香混着煤烟味，跟城中村夜市的味道有点像。
我摸出三块钱买了一个，烫手，得左右手倒着颠。
咬了一口，甜到了心里。
想起在学校时，一样是在天桥，德林买了俩红薯，但非得跟我抢着吃，说“你那个看着更甜”，结果俩人闹得差点把红薯掉天桥底下。
那时候多好啊，身边总有个人能吵吵闹闹，不像现在，连个抢红薯的人都没有。
下了天桥，顺着人行道往前走，漫无目的的。
路边的便利店还是老样子，玻璃门上贴着“招工启事”的海报。
半年前我和德林就是在这儿买的矿泉水，他拧瓶盖时太使劲，水洒了一身，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这城里的水都跟咱较劲”。
我推开门走进去，冷气“呼”地扑过来，把身上的热气扫了个干净。
货架上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比迪克公司的零件架还规矩。
我拿了瓶矿泉水，跟半年前买的一个牌子，付账时看了眼收银台后的钟，七点整。
半年前这个点，我和德林正挤在公交上，他靠着我肩膀打盹，口水差点流我衬衫上。
那时候觉得，能在广州有个地方住，有份活干，就挺好。
可现在站在同一个地方，手里攥着同个牌子的矿泉水，却觉得心里的念想不一样了。
走出便利店，天色已经擦黑。
路灯亮起来，把影子拉得老长。
我沿着马路慢慢走，路过一个报刊亭，老板正收摊，报纸摞得老高。
在迪克公司，德林每周雷打不动的就是花2元钱买份体坛周报。
边看边骂“这破队踢得还不如我”，骂完了又叹气，说“要是咱能在城里扎根，说不定以后儿子也能踢踢球”。
他总说“扎根”，可我们就像迪克公司流水线上的零件，用完了就被扔到一边，哪有什么根可扎。
走到一个公交站时，看见牌子上写着去城中村的路线。
半年前就是在这儿等的车，德林说“等咱挣够钱，就坐一次出租车，体验体验”。
我那时候还笑他，说“出租车能有公交挤着暖和？”
现在公交来了，人还是那么多，门一开，热气混着汗味涌出来。
我站在站牌底下看。
车开走时，尾灯在夜色里拖出两道红痕，像德林胳膊上刚拆线时的疤。
抬头看了看天，城里的夜空被灯光染成了橘红色，看不见星星，却比城中村的天显得宽。
往前再走一段，就是火车站广场。
我找了个石墩坐下，把背包垫在屁股底下。
旁边有个男人在啃面包，塑料袋窸窸窣窣响。远处有穿制服的警察在巡逻，手电筒的光扫来扫去，挺安心。
我从包里摸出那张有些陈旧的地图，借着路灯的光看。
风渐渐凉了，吹得人有点冷。我把地图折好塞进兜里，想给娜姐打个电话，又觉得怪怪的。
我想如果德林知道了我现在的想法，会不会骂我：“慌个屁！当年咱俩揣着五百块钱都敢来广州，现在怕啥？”
是啊，怕啥。
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背包虽然沉，可里面有娜姐塞的饼干，有没吃完的煮鸡蛋，有那张画满圈的地图，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儿——就像半年前刚下火车时，德林拽着我说“走，咱去闯闯”的那股劲儿。
广场上的人渐渐少了，远处的霓虹灯还亮得刺眼。
兜兜转转大半年，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就像迪克公司周围的夜市，以前只觉得吵，现在想起那些震耳欲聋的歌声和机器轰鸣，倒真有点“琴瑟和鸣”的意思，生活嘛，不就是吵吵闹闹里，藏着点让人舍不得走的盼头。
路过一个卖炒粉的小摊，老板正颠着锅，火苗“呼”地窜起来，映得他脸红彤彤的。
我停下脚步，摸出十块钱：“老板，来份炒粉，多放辣加鸡蛋”
就像德林说的，吃饱了，才有力气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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