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薇的离开，如同在李腾生活中抽走了一抹最温暖的亮色，留下大片冰冷的空白。最初的几天，他像是失了魂，走在熟悉的镇政府大院，总会下意识地看向中心小学的方向，耳边仿佛还能听到那断断续续的风琴声。夜晚的宿舍变得格外漫长和寂静，那本《唐诗三百首》被他锁进了抽屉，不敢触碰，怕勾起太多汹涌的回忆。
然而，生活从不会因个人的悲伤而停下脚步。青林镇竹编厂改制试点项目在县里正式备案通过的红头文件，如同一声发令枪，将李腾从情感的泥沼中猛地拽了出来，投入到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残酷的现实战场。
改制工作小组迅速成立，镇长吴国忠挂帅，钱卫东副镇长作为分管领导名义上参与，而具体的协调、推进和材料汇总工作，则落在了经发办，落在了李腾这个新任主任的肩上。
第一次全体职工大会在竹编厂那间漏风又漏雨的破旧厂房里召开。当李腾跟着吴国忠、钱卫东走进会场时，感受到的不是欢迎，而是几十道混杂着怀疑、警惕、麻木甚至敌意的目光。这些曾经以手艺为傲的老师傅和工人们，此刻像一群受惊的鸟，紧紧蜷缩在一起。
吴国忠做了动员讲话，阐述了改制的大势所趋和政策优惠，描绘了引入新机制后企业可能焕发的新生。台下一片沉寂，偶尔有几声压抑的咳嗽。轮到钱卫东讲话时，他语气平淡，重点强调了“稳定压倒一切”、“依法依规操作”，话里话外透着“别给我惹麻烦”的意味。
当李腾开始详细解说清产核资、人员安置的初步方案时，会场终于炸开了锅。
“清产核资？我们这破厂子还有什么资产可清？除了几间要塌的破房子，就是一堆卖不出去的烂筐！”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猛地站起来，情绪激动。“安置？怎么安置？买断工龄？那点钱够干什么？我们为厂子干了一辈子，老了老了，就把我们一脚踢开？”另一个中年女工带着哭腔喊道。“说的好听，引入能人？谁知道引来的是什么人？会不会把我们这些老骨头都清出去？到时候我们找谁去？”“就是！现在好歹厂子还在，镇里多少还管点基本生活费，改了制，万一黄了，我们喝西北风啊？”
质疑声、抱怨声、甚至带着粗口的骂声，如同冰雹般砸向主席台，砸向主要负责解释的李腾。他试图用政策、用数据、用未来的可能性去说服，但在巨大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恐惧面前，一切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他看到台下那些老师傅，包括曾和他聊过天的刘师傅，都低着头，沉默着，但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更沉重的反对。
钱卫东坐在旁边，嘴角似乎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仿佛在说：“看吧，早就说了这事难办。”
第一次动员会，在不欢而散和满腔怨气中结束。
随后的日子，李腾几乎扎在了竹编厂。他一家一家地走访老职工，听他们倾诉生活的艰难，对未来的惶恐，甚至是对某些历史旧账的抱怨。他耐心地记录，反复解释安置方案的不同选项和保障措施。过程异常艰难，他吃过闭门羹，挨过骂，甚至有一次，一个情绪激动的职工家属差点把搪瓷缸砸到他身上。
身心俱疲地回到办公室，往往已是深夜。在孤灯下，他才能抽出一点时间，铺开信纸，给远在东月市的张薇写信。这成了他一天中唯一能放松紧绷神经、倾诉内心软弱的时刻。
“薇薇，见字如面。
青林镇已入春，山野渐绿，只是风中还带着料峭寒意。你走之后，院子里那棵梧桐也开始抽新芽了，只是再听不到隔壁的琴声，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竹编厂改制之事，已全面启动，其艰难远超我此前想象。今日又与几位老师傅座谈，言辞激烈处，几乎难以招架。他们并非不明事理，只是被生活与不确定性折磨得太久，恐惧远大于希望。我深知肩上责任重大，既要推动改革破局，又需竭力保障这些为厂子奉献半生之人的权益，常感如履薄冰，力有不逮。钱镇长依旧冷眼旁观，乐见我陷入僵局。有时深夜独坐，想起你在此处时的温言鼓励，心中方得片刻安宁。伯母身体可有好转？你在新学校一切是否安好？望勿过于劳累，时常 念你。
腾，于灯下。”
他将信纸仔细折好，装入信封，贴上邮票，仿佛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仪式。这封寄往远方的信，承载着他的思念，也分担着他的压力。
几天后，他收到了张薇的回信。信封上是她娟秀熟悉的字迹。
“腾，来信收悉，反复阅读，知你辛苦，心疼不已。
母亲近日病情稍稳，仍需静养，我每日学校家中两头奔波，虽疲惫，但见母亲气色渐佳，心下亦稍安。新学校同事多为友善，学生亦活泼，只是偶尔弹琴时，总会想起青林镇那群围着风琴叽叽喳喳的孩子们，心下怅然。
改制之事，艰难险阻，皆在预料之中。然我深知你心性坚韧，且所做之事，乃为青林镇寻一条活路，为老师傅们谋一个未来，意义非凡。遇挫时，万望勿妄自菲薄，当知你并非孤身作战，远方始终有人心念于你，信你必能披荆斩棘。与老职工沟通，或许可更多倾听其个体诉求，于政策框架内，寻求更人性化之解决路径？我于远方，无法为你分劳，唯能寄予片言只语的支持与挂念。
春寒犹在，望添衣保暖，按时进食，勿因公务废寝忘食。
薇，手书。”
捧着这封充满理解、鼓励和智慧建议的信，李腾仿佛在寒冷的战场上收到了一份珍贵的补给。尤其是那句“于政策框架内，寻求更人性化之解决路径”，让他陷入了深思。
他重新审视那份安置方案，发现自己过于注重政策的刚性和所谓的“公平”，却忽略了每个家庭具体的困难和个性化的需求。有的老职工子女在外地，更需要一笔可靠的买断资金；有的家里困难，但本人还有劳动能力和意愿，更希望获得培训和新岗位的机会；还有的则对那点“青林竹编”的老牌子有着深厚的感情，不愿看到它彻底消失。
李腾调整了策略。他不再仅仅是开会和宣讲，而是带着经发办和企管站的同事，组成几个小分队，针对不同诉求的职工，进行更具针对性的、一对一的沟通和方案解释，并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前提下，对安置细节进行了微调，使其更能贴合部分职工的实际需求。
同时，他加紧了通过青干班同学等人脉寻找潜在合作方的工作。他给在县团委工作的同学刘干事打了电话，希望通过青年企业家协会寻找可能对文创、手工艺感兴趣的投资人。
阻力依然存在，钱卫东那边偶尔还是会传出一些“折腾不出名堂”、“迟早要出事”的风凉话。但李腾发现，当他更加务实、更加贴近职工内心去工作时，那种纯粹的敌意似乎在慢慢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观望，甚至是一丝极其微弱的、被艰难点燃的希望。
改革的阵痛，如同这春寒，刺骨而真实。但李腾知道，他不能停下，也没有退路。他不仅是在推动一个厂的改制，更是在践行对张薇的承诺，也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走出一条充满荆棘却必须前行的路。他将张薇的信小心收好，再次投入到那纷繁复杂、却又必须步步为营的工作中去。前方的路依然迷雾重重，但他的脚步，却因为远方那份坚定的信任和内心的责任，而变得更加沉稳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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