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清晨六点四十分。
天光未亮，寒风刺骨。红星县人民政府大院还沉浸在黎明前的静谧中，只有门卫室和零星几个窗口亮着灯。李腾裹紧藏蓝色的棉衣，深吸一口凛冽的空气，迈步走进这栋熟悉的办公楼。
与一个月前作为副主任时不同，今天，他的身份是县委常委、副县长宋知远的秘书。
他特意提前五十分钟到达。三楼东侧，副县长办公室旁边的那个小间，就是他新的岗位。钥匙插入锁孔，发出清脆的“咔哒”声，推开门的瞬间，一股带着灰尘和旧纸张特有的气味扑面而来。房间不大，约莫八九个平方，一桌一椅一个文件柜，桌面上覆着一层薄灰。
“得抓紧收拾出来。”李腾放下公文包，脱下外套，从门后找来抹布和脸盆，径直走向走廊尽头的水房。冰冷的水流冲刷着盆壁，他用冷水洗了把脸，精神为之一振。
六点五十分，当他将办公室最后一块地板拖净，桌椅文件柜擦拭得一尘不染时，门外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李腾立刻直起身，整理了一下因劳作而微皱的衬衫。
宋知远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看了眼焕然一新的办公室，又看了眼额角还带着一丝水汽的李腾，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微微颔首：“来得早。”
“宋县长早。”李腾侧身让开通道。
宋知远没有进自己的办公室，反而走进了李腾这间小屋，目光扫过整齐的桌面和光洁的地面。“环境是小事，规矩是大事。”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李腾，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秘书。有些话，我要在开展工作前跟你讲清楚。”
“是，县长，您请讲。”李腾肃立聆听。
“我这里，对秘书有三条要求。”宋知远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忠诚。不是对我个人，是对你肩负的工作，对你服务的组织。嘴要严，心要正。看到的、听到的，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要有分寸。”
“第二，严谨。报送我的每一份文件，你必须先看过，弄清前因后果，数据要核实，表述要精准。下乡调研，要带问题去，带情况回，不能走马观花。我交办的事，事事要有回音，件件要有着落。”
“第三，低调。”宋知远的目光锐利起来，“你是我的秘书，不代表你拥有了我的权力。在外协调沟通，是代表我去推动工作，不是代表我去发号施令。要尊重每一位同志，特别是基层的同志。明白吗？”
“明白！”李腾沉声应道，将“忠诚、严谨、低调”这六个字牢牢刻在心里。他明白，这不仅是工作要求，更是为人处世的准则。
“好。”宋知远似乎满意于他的态度，转身走向自己的办公室，边开门边说，“你安顿一下，十五分钟后，到我办公室，有任务。”
回到属于自己的小空间，李腾坐在椅子上，心潮微微起伏。这间办公室，仿佛一个前哨站，连接着领导与外界。他感受到的不仅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在扉页上郑重写下：“1997年12月1日，始任宋知远副县长秘书。谨记：忠诚、严谨、低调。”
八点整，李腾准时敲响了宋知远办公室的门。
“进来。”
宋知远正伏案阅文，头也没抬，用笔指了指办公桌侧面的一摞材料。“那里，是过去三年，全县各乡镇企业的年度总结、报表，还有相关部门的一些调研报告。内容庞杂，数据可能也有出入。”
李腾上前，抱起那足有半尺高的文件袋，入手沉甸甸的。
“你第一项任务，”宋知远终于抬起头，目光如炬，“把这些材料吃透，梳理一遍。给我写一份清晰的报告，要讲清楚我们红星县乡镇企业目前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存在哪些真问题、深层次问题，下一步，出路在哪里。不要泛泛而谈，要有数据、有案例、有观点。给你一周时间。”
“是，县长。我马上开始。”李腾没有多余的话，抱着材料退出了办公室。
将材料在自己办公桌上放好，他立刻去综合科找王磊。
“王科长，麻烦把近三年省市两级关于扶持、整顿乡镇企业的相关政策文件，能找到的都帮我复印一份。”李腾客气地说道。
王磊看到李腾，脸上堆起热情的笑容：“李主任太客气了，叫我王磊就行。没问题，我马上找，整理好给您送过去。”虽然李腾级别未变，但“秘书”二字本身，就蕴含着不一样的分量。
“谢谢。”李腾点点头，又去了调研室和信息科，同样借阅了相关的分析报告和动态信息。他深知，要做好这份报告，不能只看下面报上来的成绩，还必须吃透上级精神，了解宏观态势。
接下来的几天，李腾进入了废寝忘食的状态。白天，他高效处理宋知远交办的日常事务，接听电话、安排日程、处理文件初筛。下班后，他的小办公室灯光往往亮到深夜。
他一头扎进那堆“故纸堆”里。报表上的产值、利润数字，需要与税务、工商的数据交叉比对；总结报告里“形势一片大好”的描述，需要与信息科收集的群众来信、基层反映相互印证。他看到了青林镇藤编合作社这样的亮点，但更多看到的，是遍布各乡镇的“小水泥”、“小造纸”、“小化肥”，看到的是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残酷现实，看到的是管理家族化、技术落后、人才匮乏的普遍困境。
他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梳理着：
“石泉村山泉水厂——成功案例，关键在于找准市场、建立品牌。”
“城关镇建材厂——污染重，周边村民反映强烈，但涉及近百工人就业，关停阻力大。”
“柳林镇农机修理厂——设备陈旧，技术工人流失，濒临倒闭。”
……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李腾正在梳理几个污染严重企业的材料，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张薇。
“喂，还没忙完？”张薇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
“快了，在整理一些数据。”李腾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孩子睡了吗？”
“刚哄睡。”张薇顿了顿，语气有些犹豫，“李腾，今天单位管后勤的刘科长找我谈了谈住房的事。”
“嗯？怎么说？”
“他说，部里最后一批福利房，明年上半年肯定要截止了。以后都是市场价买房。我们现在住的这筒子楼单间，条件太差，孩子也大了……他问我们，有没有意向申请一套两居室的集资房。”
李腾沉默了一下。他当然想给妻儿更好的环境。“大概需要多少？”
“初步估算，根据级别和工龄，我们大概要出两万块左右。”张薇的声音低了下去。
两万块。对于1997年，一个副县长秘书和一个市委宣传部科员组成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他们工作几年的积蓄，加起来也不过几千块。
电话两头都陷入了沉默。窗外的北风呼啸着，透过窗缝传来呜咽声。
“要不……我再找我爸妈想想办法？”张薇试探着问。
“先别。”李腾立刻拒绝，“爸妈的退休金也不多，不能再给他们添负担。这事……先放一放，等我忙完手头这个报告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好吧。”张薇听出他语气里的疲惫和压力，转而安慰道，“你也别太拼了，注意身体。家里有我呢。”
挂断电话，李腾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长长吐出一口气。家庭的现实压力，与工作的宏大命题，在这一刻同时压在他的肩上。他回身，看着桌上那摞关乎全县乡镇企业发展路径的材料，眼神重新变得坚定。他拿起笔，再次埋首于字里行间。
一周后，一份近万字的《关于红星县乡镇企业现状、问题与升级路径的思考》的报告，放在了宋知远的办公桌上。
报告结构清晰，数据翔实。第一部分，用对比鲜明的数据和具体案例，描绘了红星县乡镇企业“数量多而不强，分布广而不优，贡献有而有忧”的复杂图景，毫不避讳地指出了环境污染、管理混乱、技术落后等尖锐问题。第二部分，深入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从宏观政策调整到微观管理失灵。第三部分，也是报告的精华所在，提出了“控制总量、优化存量、引导增量”的总体思路，并具体建议：对污染重、效益差的企业坚决“关停并转”；对有一定基础的企业推动“技术嫁接”和“管理提升”；对未来发展，要着力“品牌整合”和“绿色发展”，培育像青林镇藤编、石泉山泉那样的特色产业集群。
宋知远看得很慢，很仔细。期间，他几次拿起红笔，在报告上划下重点，写下批注。当他翻完最后一页，放下报告时，时间已过去近一个小时。
他抬起头，看向一直静立在办公桌前的李腾，目光中带着审视，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赏。
“问题抓得准，根源挖得深。”宋知远缓缓开口，手指在报告上点了点，“尤其是这个‘关停并转’和‘绿色发展’的提法，有魄力，也切中要害。看来，在青林镇的六年，你没有白待；在府办锻炼的几个月，让你学会了站在全县角度看问题。”
“谢谢县长肯定。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学习。”李腾谦逊地回答。
“这份报告，我会仔细研究，作为下一步决策的重要参考。”宋知远将报告小心地收进自己的文件夹，“第一项任务，你完成得不错。接下来，要准备面对更复杂、更具体的工作了。”
“是，我明白。”
从宋知远办公室出来，李腾轻轻带上门。走廊里安静无人，他靠在墙上，深深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一周的鏖战，得到了领导的初步认可，这让他心头微暖。但宋知远最后那句话，也让他清晰地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秘书生涯的真正考验，还在后面。
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窗外，冬日的阳光正好，透过玻璃，在光洁的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家里的号码。
“薇薇，报告交上去了。领导基本认可。”
“太好了！”电话那头，张薇的声音透着欣喜，“晚上回来吃饭吗？我买了你爱吃的排骨。”
“回。”李腾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等我。”
放下电话，他翻开工作日志，在新的一页上，开始记录明天需要跟进的事项。桌面上，那份关于乡镇企业未来的沉重报告暂时告一段落，而属于他李腾的，作为秘书的漫长征程，则刚刚清晰地铺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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