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道办回来，小年的夜晚已然降临。胡同里零星响起的鞭炮声，孩子们追逐嬉闹的笑语，以及家家户户窗户里透出的昏黄灯光和飘出的饭菜香气，交织成一幅充满烟火气的年节图景。然而，这一切温暖与喧嚣，却仿佛与我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王主任的话语，如同冰冷的钢针，刺穿了我试图营造的平静假象，将沉甸甸的现实再次压在我的肩头。
父亲何大清，那个在我（或者说原身）记忆中模糊而略带怨怼的形象，被王主任寥寥数语彻底颠覆。“涉及保密纪律”、“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安排”、“保护更重要的事情和人”、“为国家做出过贡献”……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勾勒出的不再是一个懦弱逃避的父亲，而是一个身不由己、背负着时代秘密与重任的、陌生的身影。
这种认知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它解开了何大清离职的部分谜团，却也带来了更深的困惑与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他究竟参与到了何种程度？他保护的是什么？如今他又身在何方，是安然隐退，还是依旧身处某种不为人知的困境？那笔被易中海贪墨的五百元钱，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补偿？是封口？还是……卖命钱？
无数疑问在脑海中盘旋，却没有答案。王主任明确表示这是“保密范围”，堵死了我探寻的可能。我只能带着这份沉重而模糊的认知，继续走下去。
而另一重压力，则来自王主任交付的“任务”——留意后院陈赵氏的动向。这看似轻描淡写的“留意”二字，实则重若千钧。我成了被官方安插在四合院里的一双眼睛，监视着那个深藏不露、连王主任都坦言调查遇到“阻力”的神秘老太太。这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在深渊边徘徊。一旦被陈赵氏察觉，以她能令官方调查都感到“阻力”的能量，我的下场可想而知。
可我没有拒绝的余地。拒绝，就意味着不配合，意味着之前坦白争取来的微弱信任可能瞬间崩塌，意味着我将同时面对官方和陈赵氏可能存在的敌意。接受，虽然危险，但至少还在官方的视线和保护（或者说控制）之下，尚有一线生机。
回到四合院，院里的气氛明显不同。我走进院门时，正在自家门口贴窗花的阎埠贵动作顿住了，脸上堆起过分热情的笑容：“雨柱回来了？街道办……没事吧？”
刘海中也从屋里探出头，官腔十足地关心道：“雨柱啊，组织上找你了解情况，一定要积极配合，实事求是！”
就连贾张氏，都难得地没有阴阳怪气，只是用那双三角眼死死地盯着我，仿佛想从我脸上看出花来。
我知道，我下午被张干事在众目睽睽之下叫走，已经成了院里最新的、也是最引人遐想的谈资。他们都在猜测，我这个“傻柱”到底又惹上了什么麻烦，或者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我心中冷笑，面上却只能维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疲惫和不愿多谈：“没事，三大爷，二大爷，就是例行了解些情况，配合街道工作嘛。”我含糊地应付过去，不再多言，径直回了家。
雨水已经包好了饺子，正坐在炕桌边等我，小脸上带着一丝不安：“哥，你没事吧？街道办找你干啥？”
看着妹妹清澈担忧的眼神，我心头一软，所有的沉重和焦虑都必须深藏起来。我揉了揉她的头发，挤出笑容：“没事，就是问问厂里和院里的一些普通情况，快过年了嘛。饿了吧？哥去煮饺子。”
这个夜晚，我食不知味。饺子是什么馅的都没尝出来，脑子里反复回响着王主任的话，思考着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
“保持常态，但多留一份心。”王主任的指示很清楚。我不能表现得过于关注后院，那等于告诉陈赵氏我有问题。但我又必须“留意”，捕捉任何可能的异常。
这意味着，我今后的生活，将时刻处于一种高度警觉的表演状态。在院里，我是逐渐精明起来但依旧算安分守己的何雨柱；在暗中，我则是官方布下的一颗被动观察的棋子。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心理压力，远超之前独自调查时的孤军奋战。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四，扫尘日。院里各家各户都忙碌起来，打扫房屋，清洗器具，拆洗被褥。我也带着雨水加入了这股劳动的热潮，将屋里屋外彻底清扫了一遍。在忙碌的间隙，我的目光总会不着痕迹地扫过通往后院的月亮门。
那扇门依旧紧闭，仿佛隔绝了两个世界。陈赵氏没有出来参与扫尘，她的世界似乎永远停留在那片昏暗和寂静之中。但我注意到，阎埠贵和刘海中在指挥大家打扫公共区域时，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后院门口那片地方，仿佛那里是什么不祥的禁地。
这是一种无声的默契，也是一种深刻的恐惧。院里的人，或许不知道具体内情，但那种对未知和官方力量的敬畏，让他们本能地选择了远离。
下午，我去轧钢厂食堂做节前的最后检查和准备工作。李副处长见到我，依旧是和颜悦色，甚至还关心地问了一句：“雨柱啊，昨天街道办找你，没什么大事吧？要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跟厂里说。”
我心中一动，李副处长的态度似乎比之前更加……客气？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谨慎。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我“积极要求进步”。看来，王主任那边，确实已经和厂里通过气了。我现在不光是何雨柱，更是一个被街道办“关注”和“使用”的何雨柱。
“谢谢李处长关心，没什么大事，就是了解些情况。”我依旧用标准答案回复，心里却明白，从今往后，我在厂里的一举一动，恐怕也会在某种无形的注视之下。
这种无处不在的“被关注”感，让我如芒在背，却也让我更加清醒。我必须更加谨言慎行，不能露出任何破绽。
接下来的几天，年在一天天临近。我努力扮演着一个准备过年的普通住户，置办年货，打扫卫生，和雨水一起写春联、剪窗花。但在这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动之下，我的神经始终紧绷着，如同上满了弦的发条。
我留意到，陈赵氏那边并非完全的死寂。在深夜，偶尔还是会传来一两声极其轻微的、难以分辨来源的响动。有一次，我甚至隐约闻到从后院方向飘来一丝极其淡薄的、不同于寻常炊烟的、略带辛辣的气味，但很快就消散在寒冷的夜风中，无从追寻。
我没有向张干事报告这些模糊的、无法确认的“异常”。王主任说过“不要冒险”，这些微不足道的发现，不值得我去冒打草惊蛇的风险。我在等待，等待一个更明确、更无法忽视的信号。
腊月二十八，距离除夕还有两天。傍晚时分，我从外面买东西回来，刚进胡同口，就看到一个穿着深蓝色棉大衣、戴着棉帽、围着厚围巾的中年男人，正背对着我，站在距离四合院后墙不远的一棵光秃秃的老槐树下，似乎是在等人，又像是在观察着什么。
他的身形有些陌生，站姿带着一种不同于普通市民的挺拔。我的心猛地一跳，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借着胡同里其他行人的掩护，悄悄观察。
那人并没有停留太久，大约一两分钟后，他便转身，低着头，快步朝着胡同另一端走去，很快就消失在暮色中。
是巧合？还是……王主任口中需要留意的“陌生人”？
我无法确定。那个人没有靠近四合院，更没有接触陈赵氏，我甚至没看清他的正脸。但这突兀的出现和消失，还是在我心中敲响了一记警钟。
官方对陈赵氏的调查和监控，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加严密。而我所处的这个四合院，这个我试图扎根和守护的小小天地，此刻正被来自院内院外的无数双眼睛，从不同的角度，密切地注视着。
我拎着手里沉甸甸的年货，一步步走向那座被暮色笼罩、看似平静的四合院。肩膀上的重量，不仅仅来自手中的物品，更来自那无法言说的秘密、被迫承担的责任，以及对未来深不见底的忧虑。
负重前行，如履薄冰。这小年后的每一步，都需走得万分小心。年关将至，但笼罩在头顶的阴云，却似乎越来越浓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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