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的上海，风裹着黄浦江的潮气，吹在松江郊外的小路上，卷起地上的碎落叶。黑色奔驰商务车碾过泥泞路面时，车轮溅起的泥水打在路边旧厂房墙上——那墙皮掉了大半，红砖上爬着深绿色的青苔，荒草从墙角裂缝里钻出来，疯长到半人高，把“松江工业园区”的褪色招牌遮去一半，只剩“松江”两个字在风里晃。
“爸，就是这儿了。”副驾上的陈文博往前探身，手指戳了戳车窗，“中介说80亩住宅用地，底价600万一亩，比旁边地块便宜近200万。”他手里攥着张打印的地块资料，纸页边缘被风吹得卷成筒状，上面用荧光笔标着“地铁规划”“底价抄底”，笔尖划过的痕迹在纸上压出浅浅的沟。
驾驶座上的陈启棠没说话，只缓缓踩下刹车。他52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鬓角泛白的发丝被发胶固定住，深灰色西装袖口露出的手表是旧款劳力士，表盘边缘有细微划痕——是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时，阿昌送他的“压惊礼”。他推开车窗，冷风灌进来，吹得他额前碎发贴在皮肤上，目光扫过空地时，眉头轻轻蹙了一下：地里堆着半人高的建筑垃圾，生锈的钢筋从水泥块里戳出来，远处在建商品房的塔吊像根细针，扎在灰蒙蒙的天上，看着就发飘。
“便宜的地，从来都不缺理由。”陈启棠的粤语腔裹着冷意，他解开安全带，身体前倾，从副驾前的公文包里掏出个深棕色皮夹——不是装钱的款式，是薄款皮质文件夹，边缘缝线磨得发白，内侧还沾着点陈年茶渍。他拇指在皮夹封面摩挲了两下，指腹能摸到皮革的纹路，像是在触碰一段沉底的记忆，然后慢慢打开，里面夹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
“你先看看这个。”他把纸递过去，指尖还沾着皮夹里的潮气。
陈文博接过纸，指尖刚碰到就觉出异样——纸是普通A4纸，却黄得发脆，边缘磨得起毛，右下角还沾着块浅褐色的水渍，像是被人反复攥过。他小心翼翼展开，黑色水笔字迹有些晕开，却还能看清每一笔的用力：“启棠，我赌输了，房子抵给银行，阿玲带着孩子走了，别学我，别贪——阿昌，97.10.26”
“阿昌……是你常提的那个香港兄弟？”陈文博抬头时，发现父亲正盯着窗外的塔吊，眼神里有他从没见过的沉郁。
“你满月酒那天，他还抱过你。”陈启棠的声音轻了些，“1997年香港楼市最疯的时候，他跟银行贷三千万，加三倍杠杆拿了两块临海地，说‘半年翻一倍就卖’。我劝他别贪，他说‘启棠你太保守，错过就没机会了’。结果呢？金融风暴来的时候，楼市跌得比瀑布还快，地块砸在手里，银行天天催债，他把尖沙咀的商铺、元朗的房子全卖了，还欠两百万，最后只能去码头扛集装箱——去年我去香港，在油麻地菜市场看见他，穿件洗得发白的工服，手里拎着棵烂菜叶，连杯茶都请不起我喝。”
陈文博捏着纸的指尖有些发紧，水渍的地方潮潮的，像是阿昌当年没擦干的眼泪。他以前只听父亲说过“97年要稳”，却没听过这么细的细节，再想起刚才地块资料上“地铁开通涨三成”的标注，心里那点兴奋突然像被冷水浇了。
“这张纸，我放在公文包内侧兜，带了十二年。”陈启棠从他手里拿回纸，指尖沿着字迹描了一遍，然后按原来的折痕仔细叠好——折痕处已经泛白，显然被叠过无数次，“每次有人跟我说‘能翻倍’‘抄底好时机’，我就拿出来看看。文博，你要记住，房地产不是赌大小，是做买卖——赚的是租金的稳钱，不是地价的快钱。赌赢了是运气，赌输了，就是家破人亡。”
他说着，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打印纸，纸页边缘用回形针别着，最上面一张写着“内地房企负债率清单（2008.10）”。陈文博接过来，看见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xx房企，负债率83%，信托融资占比40%”“xx地产，近三月拿地6块，溢价率超50%”……每一家负债率超70%的房企，名字都被红马克笔圈了圈，旁边还贴着黄色便签，是助理的字迹：“上周赴港融资被拒”“工地已欠薪两月”。
“这是小张上周整理的，你看这些红圈。”陈启棠指着其中一个名字，“这家房企上个月还跟我抢上海静安寺的写字楼，出价比我高15%，现在呢？资金链断了，写字楼没拿到，还把手里的商铺挂出去卖。他们现在抢地的样子，跟1997年的阿昌，一模一样。”
陈文博翻着清单，指腹划过那些红圈，突然注意到最下面一行小字：“松江区域近三月流拍地块12宗，底价成交占比80%”。他心里咯噔一下——刚才中介只说这地块便宜，没说流拍的事。
“爸，那松江这地……”
“不拿。”陈启棠打断他，语气没半点犹豫，“恒基在内地的规矩，你记清楚：第一，负债率绝不超50%；第二，只做运营类资产，不碰高周转开发；第三，任何项目，先算‘最差情况’——要是地铁延期、房价不涨，这地块能亏多少？我们能不能扛住？”他顿了顿，指了指公文包，“这里面除了阿昌的字条，还有1997年至今的亏损项目案例，每一个都是‘贪便宜’栽的跟头。”
说着，他拿起手机拨通助理电话，声音比刚才沉了些：“小张，广州天河那两个商铺，你跟中介说，今天之内必须找到买家，价格比市场价低5%也认，下周前把钱转回香港账户。另外，把内地所有项目的负债率再算一遍，超50%的，立刻停掉新增投资。”
电话那头的小张顿了一下：“陈总，刚有买家说想压价10%，说现在市场冷，商铺不好卖……”
“答应他。”陈启棠没等小张说完，“冷市才要快出手，等真冻住了，想卖都卖不掉。”
挂了电话，陈文博看着父亲，突然发现他鬓角的白头发比去年多了些。以前他总觉得父亲太保守——2006年内地楼市涨的时候，父亲不肯拿地；2007年同行都加杠杆，父亲却把一半资金转回香港。可现在看着那张泛黄的字条，再看着清单上的红圈，他突然懂了：父亲不是保守，是怕了——怕那些被“机会”裹着的陷阱，怕重蹈阿昌的覆辙。
“下午你去恒基中心，跟运营经理说，空置楼层租金再降10%，只要能满租，哪怕一年少赚两百万也没关系。”陈启棠把阿昌的字条放回皮夹，再塞进公文包内侧的小兜——那兜是他特意让师傅缝的，刚好能卡住皮夹，不会晃来晃去，“租金低一点，租客稳一点，比什么都强。我们做运营，就像种庄稼，要等它慢慢长，不能盼着一夜丰收。”
奔驰车重新启动，往市区开。窗外的荒草渐渐被高楼取代，静安寺的金顶在远处露出来，被云层遮着，却还是有微光。陈启棠从公文包里拿出个旧相册，翻到第一页——是1995年的照片，他和阿昌在香港尖沙咀的茶餐厅，两人都穿着西装，笑得很开心，桌上摆着两杯冻柠茶，还有一份刚签的建材合同。
“你看，阿昌那时候多精神。”陈启棠指着照片，语气里有掩不住的惋惜，“他要是当年听我的，别加杠杆，现在也不会……”
陈文博凑过去，看着照片里的阿昌——眉眼跟父亲有几分像，却更张扬些，领口的领带歪了也没在意。他突然想起刚才那张字条上的“别贪”，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闷闷的。
车到恒基中心楼下时，陈启棠把相册放回公文包，又摸了摸内侧的皮夹，像是确认字条还在。“上去吧，记住：做房地产，别追着风口跑，要学会躲着风浪走。”他拍了拍陈文博的肩膀，指尖带着公文包的皮革味，“阿昌的字条，你以后也要常看——不是让你怕，是让你记住：有些教训，一辈子只能学一次，学第二次，就没机会了。”
陈文博点点头，推开车门。风又吹过来，这次带着恒基中心门口香樟树的味道。他回头看了眼车里的父亲——父亲正拿着阿昌的字条，对着光看，像是在辨认那些模糊的字迹。阳光透过车窗，落在公文包上，给深棕色的皮革镀了层浅金，那里面装着的，不只是一张字条，是十二年的教训，是一个商人对风险的敬畏，更是对“稳”字最沉的坚守。
走进恒基中心时，陈文博摸了摸自己的公文包——里面放着父亲刚给他的负债率清单，还有一张复印的阿昌的字条。他想：以后不管看什么项目，都要先看看这张字条，都要先算清楚“最差情况”。
电梯上升的数字一跳一跳，陈文博看着清单上的红圈，突然明白：父亲带在身边的不是一张字条，是一道防线——一道能挡住“贪念”和“风险”的防线，一道能让恒基在风浪里站稳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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