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沉稳的带领下，新兵们渐渐找到了节奏，恐惧被求生的本能和集体的力量所取代。
战斗结束得很快，“钻山豹”本人被赵黑塔一矛挑杀，匪众或死或降。
此战，忠武军以极小代价端掉了这个为患多年的匪巢，缴获了不少粮食和财物。
剿匪胜利的消息传回，忠武军士气大振。但陆铮和周遇吉并没有让部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每次战斗结束后，无论大小，都会立即进行“战后讲评”。
在刚刚经历过厮杀的战场上，军官们就地召集士兵，复盘整个战斗过程。
哪些战术运用得当？哪些环节出现了失误？哪个士兵表现出色？哪个士兵犯了错误？都当场指出，赏罚分明。
赵黑塔这样的老兵会被请出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受。那种带着血腥味的实战总结，比平时校场上千百次演练都更刻骨铭心。
陆铮甚至将缴获的部分财物，当场分赏给有功将士，特别是那些首次参战就表现勇敢的新兵。
这种即时激励，极大地刺激了士兵们的荣誉感和求战欲。
剿匪行动持续了月余，忠武军转战京畿数县，大小十余战，连破七股土匪，京畿为之肃清。
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在实战中迅速成熟起来。新兵们褪去了青涩，眼神里多了老兵才有的沉稳和杀气；
军官们的指挥也更加灵活果断；各营之间的配合愈发默契。
剿匪的成功，不仅锤炼了军队，也带来了实际的收益。
缴获的粮食物资部分补充了军需，陆铮将其大部分分给了士兵，小部分用于抚恤伤亡。
陆铮还做了一件收买人心的事：将剿匪中查抄的、与土匪勾结的劣绅土地，仿照屯田司的做法，分给了当地无地佃户和伤残士兵耕种，赢得了底层百姓的拥戴。
然而，隐患也随之而来。忠武军的强势崛起和陆铮的“越权”行为（如处置地方劣绅），进一步激化了与旧有势力的矛盾。
朝中暗流涌动，弹劾陆铮“纵兵扰民”、“擅权跋扈”的奏章又多了起来。甚至有人污蔑忠武军剿匪是“杀良冒功”。
江南方面，徐允爵等人对陆铮自筹粮饷、尤其是试图开辟海外渠道的动向似乎有所察觉，经济上的绞索勒得更紧，并开始利用朝中的言官发起舆论攻击。
陆铮站在校场上，看着这支已初具虎狼之象的军队，心中并无多少轻松。
剿匪只是小考，真正的生死大考，还在潼关，在四川，在辽东，更在波谲云诡的朝堂之上。
忠武军这把剑，虽经淬火，但仍未完全成型，而握剑的他，所要面对的，是四面八方袭来的明枪暗箭。
陆铮必须让这把剑更快地锋利起来，同时，也要为自己和这支军队，在即将到来的更大风暴中，寻找到一条生路。
皮岛方面的秘密贸易，必须加速进行了。
忠武军剿匪凯旋，京畿肃清的消息，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在紫禁城的文华殿内激起了迥然不同的涟漪。
今日的御前会议，气氛格外微妙。首辅李标端坐于文官班首，眉头微蹙，手中一份关于漕运延误的奏折仿佛有千钧重。
次辅钱龙锡在一旁垂目不语，指尖却无意识地在膝上轻叩，显露出内心的不平静。勋贵队列中，几位国公、侯爷面色不豫，眼神交汇间尽是阴霾。
而江南出身的官员们，如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人，则是一副忧国忧民、欲言又止的模样。
珠帘之后，周太后和年幼的咸熙帝端坐着，空气仿佛凝固。
议题很快便引到了忠武军和陆铮身上。首先发难的是一位年轻的御史，言辞激烈：“陛下，太后！陆铮总督京营戎政，本应以卫戍京师为重。
然其近日纵兵四出，名为剿匪，实则有擅启边衅、劳师糜饷之嫌！
更有甚者，军中传闻，其以缴获之名，行劫掠之实，甚至擅自分割地方田土，此乃僭越职权，动摇国本！”
此言一出，仿佛打开了闸门。几位勋贵立刻附和。
“不错！剿匪本是地方卫所之责，陆铮此举，置顺天府、五军都督府于何地？莫非天下兵权，都要归他锦衣卫不成？”
“臣听闻，忠武军待遇优厚，远超京营旧制，长此以往，恐引其他各军不满，酿成祸端啊！”
这些攻击，有的扣帽子，有的挑拨离间，目标直指陆铮的兵权和行事风格。
李标不得不开口了，他声音沉稳，带着调和之意：“诸位稍安。忠武军剿匪，平定京畿，于地方安宁有功，此乃事实。
至于军中待遇、职权范围，皆可细议。当下国事艰难，当以和为贵。”
他试图稳住局面，但明显底气不足。陆铮的崛起，打破了他作为首辅努力维持的朝堂平衡。
钱龙锡也缓缓开口，话里有话：“陆总督勇于任事，其心可嘉。
然治大国如烹小鲜，兵马钱粮，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粮饷一事，江南输运艰难，国库空虚，忠武军规模日盛。
这后续粮饷如何维系，还需陆总督有个长远章程才是。”他将难题巧妙地抛回给陆铮，点出了最关键也最脆弱的环节——钱粮。
这时，都察院左都御史，一位清瘦的老者，代表江南势力发声了，语气看似公允，却绵里藏针：“钱阁老所言极是。
朝廷艰难，江南士民亦感同身受，已是竭尽全力输饷。
然近日市井流言纷纷，有云朝廷将加征‘忠武饷’，有云将清查江南历年积欠……此等流言，虽系无稽，却已扰动民心，影响商贾，于筹措粮饷大为不利。
老臣斗胆，请陆总督出面澄清，以安江南亿兆生灵之心。”
这一招极为阴狠，看似请求澄清，实则是将江南可能出现的抗饷、断饷行为，归咎于陆铮的政策“引发流言”，倒打一耙。
端坐在武将班列中的陆铮，自始至终面无表情地听着。他知道，这是各方势力借剿匪成功、军队扩张之机，联合起来的一次政治围攻。
勋贵忌惮他夺权，江南官僚不满他争利，就连李标、钱龙锡这些相对务实的阁老，也对他的行事方式和巨大权力感到不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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