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第一次住院输液后，大林的咳嗽稍微缓解了点，能躺下睡一会儿了，就坚持要出院。回家后，他没听家人的劝，歇了两天就扛着锄头上山了，说 “地里的稻子该割了，不能荒着”。
“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在地里割稻子，汗水顺着脸往下流，浸湿了后背的衣服，咳得腰都弯了，手里的镰刀都快握不住了，还说‘趁还能动，多干点，给儿子留点粮食’。” 红师傅的声音有点哽咽，“结果没干几天，他又咳血了，这次比上次还严重，痰里全是血，止都止不住，没办法，又住院了。”
第二次住院，大林在医院待了十天，医生还是劝他化疗，说 “哪怕做一次试试，也许能控制住病情”，他依旧拒绝，说 “死也不遭那罪”。
“出院那天，他走不动路，是我亲家背着他上车的，他趴在我亲家背上，一句话都没说，眼泪掉在我亲家的衣服上，湿了一大片。”
红师傅说，谁也没想到，这次出院后没两个月，大林突然全身瘫痪了 —— 有天早上，他想下床喝水，刚一使劲，腿就软了，站不起来，去医院检查，说是癌细胞转移到骨髓，压迫了神经，双腿再也站不起来了。
“从那以后，大林叔就躺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每天得戴着尿不湿。屋子一进，屎味、尿味直冲鼻孔，不管多少霉味，汗水味、腐圬臭烂味，红师傅站在床边，各种味道举双手欢迎。”
红师傅一点也不避味地三下五除二利率地换好尿不湿，成年人的大小便可不像小婴儿那么简单。那味，那……
红师傅从不计较，也不厌烦地日复一日地护理着，尽管开出租车本就辛苦，然而红师傅的亲家在重庆发动机厂上班，平时没时间回来，照顾大林的担子就落在了亲家姐姐身上。亲家的姐姐是女人力气小，要抱起大林困难。“她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先给大林叔擦身体、换尿不湿，然后做早饭，喂大林叔吃完，再去地里干活，中午回来又得洗床单、晒被子，晚上等我下班了，就过来帮忙翻身、按摩，怕他长褥疮。”
红师傅说，那段时间，他每天下班后都往李家庄跑，有时候半夜大林疼得厉害，哼唧个不停，他还得帮忙喂止痛药。“那止痛药一开始还管用，后来越吃越多，效果越来越差，大林叔疼得夜里都睡不着，只能睁着眼睛到天亮。”
“最难受的是后来，大林叔全身长包，一开始是背上，后来胳膊、腿上都有，有些包烂得能看见骨头，流着脓水，臭得家里都没法待，窗户得天天开着，邻居路过都得绕着走。” 红师傅皱着眉头，好像又闻到了那股刺鼻的臭味。
“尤其是屁股上的包，烂得像开花一样，红肉都露在外面，每天换尿不湿的时候，都能看见血和脓混在一起，亲家姐姐每次擦的时候都哭，大林叔却不说话，只是咬着被子，眼泪从眼角往下流，把枕头都浸湿了。”
大林疼得最厉害的时候，连止痛药都不管用了，他蜷缩在床上，身体抖得像筛子，牙齿咬得咯咯响，却从不大声喊疼。“有一次我问他‘疼不疼’，他喘着气说‘没事，忍忍就过去了’，可我看见他的手把床单都抓破了，指甲缝里都嵌着布丝。” 红师傅说，大林最后走的时候，是一个深夜，他疼得晕了过去，再也没醒过来。“走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一张照片，是他年轻时候在稻田里拍的，穿着白衬衫，笑得特别开心，那时候他还没这么多毛病。”
“对了，大林叔的老婆，也就是我亲家的母亲，脑子不太好，总神神叨叨的，也给大林叔添了不少气。” 红师傅补充道，“这事还得从大林叔的大女儿相亲说起。那年，大女儿跟邻村的小伙子相亲，那小伙子脸上长了不少痘痘，说话的时候还总爱笑，大女儿觉得他‘不严肃、不靠谱’，就拒绝了。后来大女儿又跟别人相亲，准备定下来的时候，亲家母突然就不对劲了。”
红师傅说，亲家母开始动不动就笑，有时候笑得眼泪都出来，停都停不下来；有时候又突然哭，坐在地上拍着腿骂，嘴里说些没人听得懂的话，一会儿骂天，一会儿骂地，有时候还骂大林叔。
“后来才知道，第一次相亲的小伙子的母亲，是个‘仙娘婆’（当地对神婆的称呼），总爱装神弄鬼，说能‘驱邪治病’。她因为大林叔的女儿拒绝了她儿子，就记恨上了，偷偷给亲家母搞了些小动作，具体是什么没人知道，反正亲家母从那以后就不正常了。”
亲家母每天在家骂人、摔东西，把家里的碗碟都摔碎了好几个，大林叔本来就心烦，被她一闹，更生气了，生气了就抽烟，抽得更凶了，有时候一天能抽三包。“大林叔这辈子，又累又气，没享过一天福，年轻时为了养家，起早贪黑地种地，老了又得了这病，最后还遭这么大罪，太可惜了。” 红师傅说着，又点燃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里满是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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