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九岁，因为个子高、嗓门亮，被指定扮演李玉和。这本是件光荣事，可我总觉得别扭。我爹是读过些老书的人，私下里跟我说过：“这出戏原本叫《革命自有后来人》，现在倒好，全中国就剩八个戏了。”他说这话时声音压得极低，低得几乎要被煤油灯的噼啪声吞没。
村礼堂前身是伪满时期日本人建的铁路工人俱乐部，厚厚的石墙，高高的顶棚，舞台宽大得与我们这个小小的村落不相称。传闻一九四三年，曾有一批抗日铁路工人在这里被处决，鲜血染透了舞台前的木板。虽然后来换过新板，但老人们都说，每逢阴雨天，还能闻到淡淡的血腥味。
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北风刮得紧。我们点着汽灯继续排练，正到“刑场斗争”那一场，我唱到“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时，突然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不是普通的那种冷，而是一种沉甸甸的、几乎要压弯人脊梁的寒意。
更奇怪的是，我感觉到背后有人。
不是实际的人，而是一种存在感——每当我抬手，就感觉有另一只手在我的手臂后方，动作与我一致，但力道更沉，幅度更大；每当我迈步，就感觉有另一条腿在我的腿后面，踏地更重，仿佛要把舞台踩穿。
我猛地回头，却什么也没有。
“建国，你咋老回头？”导演福山叔皱眉问道，“李玉和这时候要视死如归，你这东张西望的像个啥？”
我支吾着说不出所以然，总不能说感觉背后有人吧？这在当时可是封建迷信思想，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批斗游街。
接下来的几天，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不只是动作上的同步，我甚至能感受到一种情绪——比剧本要求的更悲愤、更决绝。有次排练到李玉和受刑后与家人诀别的场景，我竟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那不是表演，而是真真切切的悲痛从心底涌出，止都止不住。
“今天进入角色了！”福山叔满意地拍着大腿。
我心里明白，这不是我的演技进步了。
最可怕的是那次在镜子前的经历。
村礼堂后台有面老镜子，水银已经斑驳，照人总是模模糊糊。那晚排练间隙，我独自在后台休息，无意中走到镜前，突然看见镜中的影像与我并不完全重合。
在我身影的后面，隐约还有一个穿着深蓝色铁路制服的人影，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面容，但能感觉到那是一个中年汉子，肩膀宽厚，身形挺拔。他的动作比我慢了半拍，当我静止时，他还在微微晃动，就像火车刚停稳时乘客还带着行进中的惯性。
我吓得魂飞魄散，猛地转身——身后空无一物。
再回头看镜子，只有我苍白惊恐的脸。
我把这事悄悄告诉了扮演李铁梅的小芳，她是我邻家妹子，从小一起长大。她听后脸色煞白，低声说：“建国哥，我听我爷爷说过，这礼堂确实死过铁路工人，叫陈铁柱，是当年的抗日分子，被日本人用铁丝绑在舞台柱子上，活活打死的。”
“你咋知道得这么清楚？”我问。
“陈铁柱就是咱们村的人啊，他家原来就住在村西头，后来绝户了。爷爷说，他死后不久，村里人就常在这儿看见他的影子，有时深夜还能听见火车汽笛声，可咱村早就不通火车了。”
我汗毛倒竖，却又莫名地感到一丝心安——如果真有小芳说的这个陈铁柱，那他应该是自己人，不是恶鬼。
排练继续进行，离公社汇演只剩一个星期了。那些天，我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自己。走路时背挺得异常直，说话声音洪亮如钟，甚至在不排练的时候，我也会不自觉地哼唱《红灯记》的唱段。
有天深夜，我梦见自己穿着铁路工人的制服，在风雪中沿着铁轨行走。前方有灯光，我拼命向前跑，却听见身后有日本兵的叫喊声和枪声。我怀中紧揣着一卷纸，不知是什么，但知道比性命还重要。
醒来时，枕头已被泪水浸湿。
我把梦告诉福山叔，没敢说镜中鬼影的事，只说是反复做的梦。福山叔抽着旱烟，沉默良久，说：“你梦见的可能是陈铁柱，他是给抗联送情报时被叛徒出卖的。日本人把他抓到这里公开处刑，杀鸡儆猴。”
“您怎么知道？”
福山叔吐出一口烟：“我亲眼见的。那年我十二岁，躲在二楼看热闹的人群里。陈铁柱被打得浑身是血，就是不低头。最后断气前，他高喊‘革命自有后来人’。”
我怔住了——《革命自有后来人》，正是《红灯记》原来的名字。
公社汇演前一晚，我们在礼堂做最后彩排。正当我唱到“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四海为家……”时，汽灯突然闪烁起来，整个舞台明明灭灭。
就在这一明一暗中，我清楚地看见，舞台上不止我们演员的身影。
在我身后，站着一个清晰的、穿着旧式铁路制服的男人，他面容刚毅，眼神坚定，随着我的唱词做着动作。不只是他，舞台上还隐约出现了其他身影——日本兵、围观群众，仿佛一九四三年的惨剧正在重演。
我吓得几乎忘了词，但奇怪的是，嘴巴却自动唱了下去，声音比平时更加洪亮悲壮。我瞥了一眼台下，福山叔和小芳他们都睁大了眼睛，显然也看到了什么。
彩排结束后，谁都没提这事。那个年代，有些事只能看破不说破。
正式汇演那天，公社领导全来了，台下坐满了人。演出出奇地成功，当我唱到“雄心壮志冲云天”时，感觉背后那股力量前所未有地强大，仿佛不是我在表演，而是通过我，另一个生命在舞台上重生。
演出结束，掌声雷动。鞠躬谢幕时，我恍惚看见舞台一侧，那个铁路工人的身影对我微微点头，然后渐渐消散。
从那以后，排练时背后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
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样板戏渐渐不再流行。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离开家乡前，特地到已经破败的村礼堂看了看。
在后台那面老镜子前，我驻足良久。福山叔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
“陈铁柱的冤屈洗清了。”福山叔突然说，“上个月县里来了人，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他当年护送的情报，挽救了一支抗联队伍。”
我望着镜中自己已成熟许多的面容，忽然明白，那年的经历不是简单的鬼故事，而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借着一出戏、一个少年的身体，完成了它的回归与正名。
“他为什么选择我？”我终于问出这个困扰我十年的问题。
福山叔笑了笑：“因为你爷爷和陈铁柱是表兄弟，你长得有几分像他年轻时候。”
这一瞬间，一切都有了答案。血液中的联结，比任何外在的联系都要牢固。
多年以后，我已成为一名历史教师。在课堂上讲到东北抗联的历史时，我总会提起这段经历——当然，说是“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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