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的“暴毙”，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冻结了朝堂上所有不该有的心思。
持续多年的党争喧嚣，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绝对皇权笼罩下的、压抑却高效的沉默。
崇祯高踞御座，清晰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以往奏对时，那些引经据典、夹带私货、互相攻讦的冗长言论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部院大臣就事论事的简洁汇报，以及对自己职权范围内事务的明确请示。
所有的掣肘，似乎真的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帝国的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到了乾清宫的那张御案之上。
崇祯没有浪费这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窗口期。
他深知，这种“和谐”建立在恐惧之上，并非长久之计。
必须用实实在在的成果，用国力的迅猛提升，来巩固这短暂的平静，并将其转化为真正的凝聚力。
于是，一道道旨意，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决断力，从紫禁城发出，如同给一台已经预热完毕的庞大机器，注入了最强的动力：
一、 军械制造，全面提速。
“大明一式”燧发枪生产线结束试运行，开始全速运转。内库资金充足，物料供应优先，工匠奖惩分明。
日产燧发枪从最初的寥寥数支，迅速提升至日产三十多支，并且还在稳步增加。
目标直指半年左右完成武卫营首批五千支的换装。
“大明一式”野战炮的流水线生产模式逐步成熟。
虽然工艺更复杂，但在严格的流程控制和标准化的模具、工具辅助下，合格炮管的产出速度远超传统方式。
每月可组装成型合格火炮十门以上。
一支专业的炮队雏形，开始在南海子大营内搭建。
洪承畴统筹下的“大明皇家军官学院”首批毕业生，除部分进入新军担任基层军官外，另一部分被优先补充进军械局，担任生产监督、质量检验和后勤管理职务，将军队的严谨作风带入生产环节。
二、 新军训练，进入实战化。
南海子大营的五万新军（含已完成基础训练的五千人），训练强度再次加大。
曹文诏、周遇吉等人根据崇祯提供的现代陆军训练大纲（简化版），疯狂锤炼着这支军队的体能、阵型、战术协同以及火力运用。
新列装的燧发枪和野战炮被迅速投入训练。
尽管实弹射击消耗巨大，但在崇祯“不惜代价”的旨意下，火药和铅弹如同不要钱般供应。士兵们从陌生到熟悉，逐步掌握着新式武器的性能。
军官学院的战术教官（白杆兵、关宁军老兵）将他们的实战经验与崇祯传授的新战术思想结合，开始演练如何将燧发枪的齐射火力、炮兵的火力支援与骑兵的机动突击有机结合。
三、 农业推广，初见成效。
皇庄之内，宋应星主持播种的红薯、玉米、土豆，在精心照料下，已然破土出苗，长势喜人。
尤其是红薯和土豆，其顽强的生命力在皇庄相对贫瘠的边角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成功的示范效应，开始吸引周边农户的好奇与观望。
张彝宪趁机组织了几次“观摩”，由宋应星亲自讲解新作物的好处和种植要领，并承诺可由皇庄提供少量种苗试种。
崇祯密令孙传庭、卢象升在其辖区内扩大试种范围，并给予减免部分税赋的优惠政策，悄然推动着这场农业变革。
四、 财政金融，根基深植。
晋商抄没的巨额财富，除了支撑庞大的军费和工业投资外，崇祯开始有计划地将其一部分，通过“日月宝源”铸成成色十足、工艺精美的“大明龙元”。
这种标准银元因其便于携带、易于计算、信誉卓着，首先在日月商行体系内和与徽商的贸易中流通开来，随后逐渐向京畿地区扩散，开始冲击并取代杂乱无章的碎银和劣质铜钱，为未来的金融统一打下基础。
王承恩掌控的日月商行，利用徽商的销售网络，将晋商遗留的各类物资快速变现，资金如滚雪球般壮大，成为崇祯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又一利器。
五、 情报与战略，紧盯北方。
洪承畴领导的总参谋体系（以五军都督府为框架）高效运转，锦衣卫、东厂、毛文龙部、以及袁崇焕部传来的关于后金的情报被不断汇总、分析。
皇太极频繁调动兵马、囤积粮草的迹象愈发明显。洪承畴与孙承宗、秦良玉等人研判后，几乎可以肯定，秋高马肥之时，便是建奴大举入寇之期。
针对性的防御预案开始制定。袁崇焕负责的关宁锦防线被要求加强戒备，稳守为主。
真正的杀手锏，则放在了即将换装完毕、严阵以待的御马监新军身上。
整个崇祯二年的春天，大明帝国就像一台被卸掉了所有刹车装置的战车，在崇祯这个冷酷而清晰的“驾驶员”操控下，沿着设定的轨道疯狂加速。
没有扯皮，没有内耗，没有阳奉阴违。
有的只是高效的执行，和对皇帝意志的绝对服从。
朝堂之上，再也听不到杂音。
只有帝国齿轮高速运转时，发出的低沉而有力的轰鸣。
崇祯站在权力的顶峰，冷静地审视着这一切。
他知道，眼前的平静是暂时的，是用铁血手腕换来的。
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
后金的铁骑，就是检验这台帝国机器成色的最好试金石。
他期待着。
期待着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彻底奠定他的权威，来告诉所有人——
顺我者，未必昌。逆我者，必亡！
而这大明，朕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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