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激进改革，在帝国腹地掀起巨大波澜的同时，也强烈冲击着帝国边疆的旧有秩序，尤其是在西南云贵川交界处，那些世代承袭、拥有强大地方武装的土司势力。
崇祯皇帝强化中央集权的决心，以及“日月集团”对矿产、山林资源的渴求，让西南各大土司（如贵州水西安氏、四川永宁奢氏、贵州水东宋氏等）深感不安。
他们担心朝廷会加快“改土归流”（废除土司，改设流官）的步伐，剥夺其世袭特权。
孙元化编练的新军（鲁军）、李嘉南的北洋舰队，展示了朝廷强大的军事现代化能力。
这既让土司们畏惧，也刺激了其中野心家“趁朝廷羽翼未丰，先发制人”的念头。
“日月集团”在西南勘探、开采矿产（如铜、汞、金），修筑道路，严重侵占了土司的传统利益和地盘，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水西宣慰使安位年幼，其叔安邦彦野心勃勃，一直试图掌控水西大权，并图谋联合其他土司割据西南。
而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及其子奢寅，自天启年间叛乱被平息后，一直心怀不满，蛰伏待机。
崇祯五年初，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推行新政，决定在四川、贵州部分地区试点“摊丁入亩”税制改革，并颁布“矿产国有令”，宣布所有矿山收归国有，由“日月集团”统一开采。
这两项政策直接触动了所有土司的核心利益——土地控制权和矿产收益。
安邦彦与奢崇明认为时机已到。
他们利用土司们的普遍恐慌，秘密串联，决定联合起事。
安邦彦打出“驱逐汉官，恢复祖制”的旗号，奢崇明则以“诛日月，清君侧”为名，两股最大的土司势力正式合流。
同时，他们还联络了贵州水东土司宋万化、乌撒土司安效良等，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叛乱联盟。
崇祯五年六月的西南，天气闷热潮湿，山雨欲来。
在安邦彦与奢崇明的精心策划下，一场利用地形、民族矛盾与朝廷政策摩擦的全面叛乱，如同积蓄已久的火山，在数千里战线上同时猛烈爆发。
其组织之严密、爆发之突然、范围之广，远超朝廷最坏的预估。
六月初三，水西宣慰司治所（今贵州大方）悄然集结数万彝兵。
安邦彦以“祭祖”为名，誓师起兵，号称“十万旌旗，扫清妖氛”。
叛军主力不走官道，而是利用熟悉的山林小道，昼夜兼程，于六月十五日清晨，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贵州省会贵阳城下，迅速完成合围。
城中贵州巡抚王三善正在衙署议事，闻变大惊，仓促下令关闭城门，组织军民上城防守。
然而，城外制高点尽数丢失，贵阳瞬间成为孤岛。
安邦彦采纳谋士建议，在围困贵阳的同时，派其侄安武功等将领，分兵数路，攻掠安顺、平坝、镇远等周边要地，并派精锐小队彻底破坏、焚毁了东向湖广、北入四川的所有官道驿站和桥梁。
一时间，贵州通往外界的所有陆路联系被完全切断，贵阳的求救信使需冒死穿越深山密林，十不存一。
贵阳被围时，城内官军仅五千，加上壮丁不过万余，储粮不足两月。
城外叛军营垒连绵数十里，日夜鼓噪，制造攻城器械，并射书入城，鼓动城内苗、彝等族百姓内应。贵阳危在旦夕。
几乎在安邦彦围困贵阳的同时，六月十二，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与其子奢寅，在永宁（今四川叙永）斩杀朝廷流官，正式反叛。
奢寅为先锋，率领久经战阵的“猓猡兵”（彝族精锐），直扑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守军措手不及，城内部分对朝廷不满的土官内应，城池于六月二十日即告陷落。
叛军缴获大量粮草军械。
奢寅不做休整，马不停蹄，沿綦江南下，于六月二十五日攻占綦江，兵锋直逼重庆。
一旦重庆有失，叛军即可控制长江上游水道，截断四川与湖广的联系，并可顺江而下威胁湖广，与贵州的安邦彦形成夹击整个四川盆地之势，局面将彻底失控。
四川巡抚急调各地兵马驰援重庆，川东震动。
水西、永宁叛乱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西南。云南东部与贵州接壤的乌撒（今威宁）、乌蒙（今昭通） 等地的土司，如安效良、禄万钟等，原本就与朝廷若即若离，见安、奢势大，纷纷斩杀朝廷税吏，起兵响应，或拥兵自重，观望风色。
叛乱使得云南经贵州通往中原的东路驿道完全中断，云南巡抚与朝廷的联系只能绕道遥远的川西或广西，信息传递极为困难，加剧了恐慌情绪。
整个云南东北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之中。
此次叛乱，因安邦彦与奢崇明的深度联合与长期准备，呈现出与以往任何一次土司叛乱截然不同的危险特征：
叛军不再是各自为战。水西安氏、永宁奢氏为核心，裹挟了大量中小土司和部落，实际可战之兵接近十万，加上胁从民夫，号称三十万，绝非虚言。
其控制区一度囊括大半个贵州、川南遵义、泸州一带、以及云南东北部，面积广阔。
安、奢二人显然有过深入的战略沟通。安邦彦主攻贵阳，意在夺取省城，瘫痪贵州中枢；奢崇明父子东进，目标直指重庆和长江，旨在切断四川援黔之路并开辟第二战场。
两者形成了南北呼应、东西对进的战略态势，意图将明军分割包围在几个孤立区域。
叛军不再仅仅依靠弓弩刀矛。
通过多年走私，其精锐部队装备了一定数量的火铳（鸟铳）、甚至少量轻型火炮（如佛朗机）。
虽不及明军制式装备精良，但已在攻坚和野战中构成实质威胁。
围攻贵阳时，叛军展示了相当的土木作业能力，挖掘壕沟，建造楼车、云梯，并非一味蛮攻。
叛军利用土着优势，对明军动向了如指掌。
同时，广泛散布“朝廷欲尽诛土人，夺我田土”的谣言，煽动民族情绪，争取底层民众支持。
最危险的信号出现在贵阳城外。
安邦彦不再满足于“清君侧”或争取自治，他竟然在军中设立了丞相、都督等官职，并派人刻制印信，颁布“律法”。
其行为已远远超出叛乱范畴，显露出裂土分疆、建立独立政权的明显意图。这是对大明统治合法性的最直接、最彻底的挑战。
崇祯五年六月的这场西南大叛乱，以其爆发突然、规模宏大、战略协同、战术升级、政治野心等特点，宣告了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旨在颠覆明朝在西南统治的全面战争。
它不再是简单的边患或骚乱，而是动摇了帝国西南根基的心腹大患。
消息传至北京，朝野为之震撼，崇祯皇帝和他的新政体系，迎来了自登基以来最严峻的生死考验。
帝国的西南天空，已被叛乱的烽火映得一片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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