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万民工聚集之前，第一批踏上征途的，是来自工部都水司、天工苑以及日月集团测绘局的联合勘探队。他们背负着经纬仪、水平仪、标尺和沉重的图囊，在帝国最险峻的山水间，为钢铁巨龙描绘出最初的筋骨。
秦岭段，勘探队员沈知白（天工苑年轻匠师）和向导老何（当地老猎人）正悬在千仞绝壁上，用绳索吊着测量崖壁的角度。脚下是云雾缭绕的深渊，鹰啸声在谷中回荡。一阵狂风袭来，沈知白险些脱手，是老何用猎刀死死钉入岩缝的绳索救了他一命。晚上，他们蜷缩在岩洞里，借着篝火整理数据，老何看着图纸上那些蜿蜒的标记，咂舌道：“娃娃，这路……真要从这鬼神都不走的地方刨出来？”
沈知白擦着镜片，眼中是技术者的执拗：“何叔，陛下说了，路通，则民富国强。再难，也得量出来！” 几天后，老何在探路时坠入深涧，尸骨无存。沈知白将他的猎刀插在勘探点的最高处，继续前行。勘探队的报告里，每一里线路的走向，都标注着血与泪的代价。
随着勘探路线确定，帝国的战争机器再次开动，但这次的对象，是大自然。崇祯皇帝旨意明确：以工代赈，招募流民；以俘代役，改造战俘；军工作业，攻坚克难。近百万筑路大军，如同蚁群，涌向各条规划线上的“鬼门关”。
秦岭隧道群，这是联通关中与蜀地的咽喉。数以万计的民工和战俘，在陡峭的山坡上搭起脚手架和之字形的运料便道。他们用最原始的铁镐、钢钎、大锤，一点点地凿击着坚硬的花岗岩。号子声、锤击声、监工的鞭哨声、石料的滚落声，交织成一曲悲壮而残酷的乐章。炸药，成了加快进度的“神器”。
“放炮咯——！避炮咯——！” 尖锐的铜锣声响起，工人们慌忙躲进避炮洞。沉闷的巨响接连传来，
，山体震颤，碎石如雨点般落下。然而，悲剧总是不期而至。一次哑炮事故中，一名工头上前查看，炮突然炸响，整个人瞬间消失，只在岩壁上留下一片暗红。哑炮、塌方、岩爆……死亡如影随形。工地旁的新坟，很快连成了片。但第二天，活着的人，又会默默地拿起工具，继续向前。他们是为了朝廷微薄的工钱和口粮，也是为了家人能活下去的希望。
长江三峡，“夔门天险”大桥的桥墩基础施工更是人间地狱。民工们乘着小船，在激流中打桩，稍有不慎便船毁人亡。“水鬼”（潜水夫）腰间缠着绳索，潜入冰冷的江底清理礁石，许多人下去后再没上来。水泥这种新材料被大量应用，民工的双手因长时间接触水泥浆而溃烂，被称为 “烂手病” ，但无人可以休息。
炸药的广泛应用，是这场建设狂飙的双刃剑。它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惨烈。
在开凿云贵高原的漫长隧道时，一次特大塌方发生了，将上百名正在作业的民工和数名天工苑的技术员活埋在内。救援持续了三天三夜，当通道最终被挖通时，只救出寥寥数人。现场总督工的军官在给孙元化的急报中写道：“……塌方处，血肉与岩石混杂，几无法分辨……然，工期紧迫，只得清理后，另开工作面，昼夜不息……” 报告冷静而残酷，生命的消逝在宏大的工程面前，似乎只是一组需要尽快弥补的数字。
工地上，也存在着森严的等级。以工代赈的流民最为辛苦，地位最低；战俘营（多为原八旗降兵和西南土司叛军）条件最恶劣，监管最严，死亡率最高；而铁道建设兵团的士兵和日月集团招募的熟练工匠，则待遇较好，负责技术活和关键工程。阶级与命运，在工地上赤裸裸地呈现。
尽管环境艰苦，死亡随时降临，但在这片巨大的人间炼狱中，也闪烁着人性的微光。
一名叫春妮的妇女，丈夫死于塌方，她带着幼子，没有离开，而是在工地旁支起一个小茶摊，为过往的工人提供一碗热汤。她说：“娃他爹埋在这路底下，俺得看着这路通喽，告诉他一声。”
夜晚，工棚里，识字的文书会给大伙念《大明报》上关于铁路通车的消息，讲述火车如何一日千里，讲述外面的世界。这些故事，成了支撑许多人活下去的念想。他们模糊地知道，自己在参与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尽管代价是自己的血肉之躯。
崇祯十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秦岭的第一条长隧道终于贯通了；夔门的第一个桥墩终于露出了水面。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勘探队损失了三成人员，民工伤亡更是不计其数。
铁路督办大臣孙元化巡视工地时，看着眼前绵延不绝的坟茔和那些面容枯槁、眼神却依然带着一丝渴望的民工，对随行官员沉痛地说：“今日我等所辅之每一根钢轨，所枕之每一根枕木，其下皆是血肉之基。后世子孙乘坐火车，风驰电掣之时，当时刻铭记！”
帝国的钢铁动脉，正是在这百万民夫的血汗与尸骨之上，一寸寸地向前延伸。他们是无名的基石，用最原始的力量和最坚韧的生命，托起了那个名为“崇祯中兴”的宏伟时代。火车未来的轰鸣声，注定将掩盖他们曾经的号哭与叹息，但历史不应忘记，这钢铁奇迹的背后，是枕木之下，无声的血汗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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