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深海的歌声在我脑中还未散尽，床上的小桃便睁开了眼。
她的眼神清澈得像雨后初晴的天，没有一丝刚从昏迷中醒来的迷茫。
阿福一个箭步冲过去，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都喊不出来。
小桃的目光在我们脸上扫过，最后落在阿福身上，嘴角微微上扬，似乎想说什么。
她张开嘴，喉咙里却只挤出一阵嘶哑难听的气音，像是破旧风箱在拼命拉扯。
阿福的眼泪当场就滚了下来。
我心里也是一沉，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种邪术，伤的根本就是人的“声之魄”。
可小桃脸上没有绝望，更没有眼泪。
她只是愣了一下，随即竟低低地笑了起来，那笑声同样破碎不堪，却带着一种令人心头发颤的坚决。
“嗓子坏了，还能用嘴说。”她用气声一字一顿地说道，每一个字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当晚，她没让我们任何人帮忙，自己撑着坐起来，拿起桌上我用来画符的匕首，毫不犹豫地在指尖划开一道口子。
鲜血涌出，她看也不看，直接在斑驳的墙壁上，用血指写下了一行行字。
那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扑面而来的杀伐之气。
是《打渔杀家》里萧恩的词：“叫他白白地只当便宜，俺萧恩岂肯就此罢疑！”
她指着墙上的血字，对早已泣不成声的阿福说：“背。一字一句，把这股气，背进骨头里。”
我看不下去，上前想劝阻她，她指尖的伤口还在流血。
她却摇了摇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用那破锣般的声音艰难地说：“你靠符剑杀敌，我靠声音唤醒人——咱们走的是一条路。”
她的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
是啊，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兵器不同。
阿福通红着眼眶，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不再哭了，而是像个最虔诚的学生，对着那面血墙，一字一句地将台词背诵下来。
那一夜，他将自己所有的愤怒、不甘和死里逃生的后怕，全都灌注进了这些词句里，用我们改装过的那台留声机，刻录成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唱片。
他要去租界的广播站，让全上海都听见这渔夫的怒吼。
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王掌柜的密报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
日军已经查明了“乱频碟”的来源，锁定了城西那家废弃的印刷厂，一张通缉令贴满了大街小巷——搜捕“印刷厂叛徒阿福”，悬赏五百大洋。
更糟的是，密报里提到了一个叫“识心镜”的东西，说是升级版，能捕捉到特定范围内，任何接触过道术玄法之人的情绪波动。
阿福虽然只是个普通人，但他接触过小桃的歌声，接触过我画的符，身上早已沾染了我们这些人的“气”。
只要他带着那张充满怨气的唱片靠近广播站，情绪稍有激动，就会像黑夜里的火炬，瞬间被识心镜锁定。
到那时，他必死无疑。
阿福捏着那张唱片，手背青筋暴起，满眼都是不甘。
我思忖良久，从贴身处取出一枚温润的玉佩。
这是爷爷留给我的，里面用秘法封存着一道他亲手绘制的“匿形符”，是真正的保命之物，能暂时将人的气息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如同石沉大海。
我将它交到阿福手中，郑重叮嘱：“贴身藏好，它能帮你隐匿气息，但切记，不可主动引导它的力量，否则灵符反噬，神仙难救。”
三天后，我们等来了消息。
虹口区的日军广播电台，突然播报了一则所谓的“皇军胜利特别播报”。
那播音员的语气起初还算正常，但说着说着就开始变得怪异扭曲：“……支那百姓无需抵抗，因我们已获得天照大神庇佑……咳咳……其实我们也怕得很！”
话音未落，广播里竟然响起了一段婉转凄切的《秦淮景》小调，靡靡之音里还夹杂着几句气急败坏的日语粗口。
整个上海都炸了锅。
这是敌台第一次如此公开地“自曝其短”，简直是把脸伸过来让我们打。
后来我们才知道，阿福根本没有强攻电台。
他用王掌柜给的渠道，找到了一个被日军强征去电台做维护的华人技工。
他没用钱收买，也没用大义强迫，只是把小桃的故事，把印刷厂那些工人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了那技工听。
第二天，那技工便利用一次全区电力波动的机会，将阿福那张特制的唱片偷偷接入了备用线路，播放了那要命的三分钟。
而阿福自己，则在同一时间烧毁了所有的假身份文件，故意在另一条街区留下了足以引开特务的线索，为真正的信号传输节点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敌人被彻底激怒，疯了一样封锁了数条街区，挨家挨户地搜查。
阿福像一颗钉子，被死死地钉在了那片区域。
他躲进一家棺材铺的夹墙里，靠着半块干得能硌掉牙的饼子，硬生生撑了两天两夜。
在那个不见天日的狭窄空间里，他用一截炭笔，在棺材板上写下“下一个城市是南京”，然后趁着夜色，将木板塞进了一支送葬队伍的纸扎人偶肚子里。
这封用最原始、最悲怆的方式传递出去的情报，借着一场民间丧仪，悄无声息地传向了下一个战场。
当阿福终于脱险，拖着一身疲惫回到据点时，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可他一进门，就愣住了。
小桃正静静地坐在窗边，夕阳的余晖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边。
她手里捏着一撮朱砂，正用一种极轻、极细，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哼唱着什么。
那调子我们都熟悉——《岳母刺字》。
每唱一句，她就往地上洒下一撮朱砂。
在她脚下，那些朱砂和从她指尖滴落的血迹混合在一起，已经勾勒出了一个复杂而精密的微型阵法雏形。
她在以血为墨，以身为引，绘制一座导音阵。
深夜，阿福默默地打开了收音机，开始调试频率。
电流的滋啦声中，忽然，一些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是杭州的茶馆里，有位老先生正在清唱《文昭关》的“过了一关又一关”。
是广州的骑楼下，有几个孩童正拍着手，用粤语念着我们从未听过的抗战快板。
还有更多、更杂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虽然微弱，却像溪流汇入江海，彼此呼应，竟在复杂的电波中形成了一片诡异的“声浪盲区”，恰好将我们真正的通讯频道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起来。
阿福咧开嘴，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他按下录音键，对着话筒，用自己那依旧带着颤抖，却无比坚定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录了进去：
“我是阿福，一个曾经只想活命的逃兵……现在我想告诉你们——中国人，不该闭嘴。”
录音结束，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转头看向窗边的小桃。
她也恰好完成了最后一笔阵法，放下了手中的朱砂碗。
那张原本就没什么血色的脸，此刻更是白得像一张纸。
她没有看我们，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脚下的血色阵法，脸上浮现出一丝奇异的、近乎解脱的微笑。
然后，她缓缓抬起手，非常轻地，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喉咙。
那个动作里，没有痛苦，没有不舍，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仿佛在确认一件与自己再无关系的东西，是否还安好地待在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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