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松江府传来的所谓“民变”消息，暖阁内的朱由检只是瞥了一眼奏报标题，便随手将其搁置一旁，脸上未见半分忧色。
他心知肚明，这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民变。真正的升斗小民，此刻或正为田赋减轻而稍得喘息，或因那“惠民贷”得以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他们才是新政的受益者，岂会聚众作乱？
那些在府衙前鼓噪生事的，不过是松江府乃至周边州县那些豪门大户们拳养的家丁、豪奴，再混杂了些平日就好吃懒做、趁火打劫的地痞无赖罢了。
而且，朱由检设置在各地、专司侦缉不法之事的锦衣卫系统，在此刻展现了其高效与冷酷。他们根本无需等待皇帝的明确圣旨，依据既定章程与授予的权限，在“民变”初露苗头之时，便已迅猛出击。
抓人、审问、取证，然后直接移交至新设立的“起诉司”准备提起公诉——整个流程快速而冷静。而监督松江府锦衣卫所有行动是否合法合规的，正是那位引发此次风波的源头——李待问。
此刻，李待问成为了整个松江乃至临近府县中，唯一一位代表都察院行使监察大权的官员。每一位被锦衣卫锁拿的“闹事者”，其抓捕文书、取证记录，都必须经由李待问审核签字，以证明锦衣卫在整个过程中完全遵循了《大明律》与《问刑条例》，不存在任何非法刑讯、屈打成招的行为。
于是，一幅极具张力的画面在松江府上演：一边是乌合之众在衙门口的虚张声势，另一边则是国家暴力机器在法定程序下的精准打击。
李待问坐镇中枢，既监督着执行者的行为，也审视着犯罪者的证据。这场由豪绅们掀起的风浪，在皇权与法度的铁壁面前，正显得愈发可笑与无力。
经此风波，李待问在松江府的施政愈发雷厉风行。在以铁腕手段整肃徐家，将其历年巧取豪夺的田产尽数清丈充公后，他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立即将矛头转向其他那些曾明里暗里与他作对、阻挠新政的豪门大户。
追查隐田、严惩高利贷、推行惠民贷......李待问以惊人的效率与毫不妥协的态度，在松江府乃至整个南直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风暴。他仿佛不知疲倦，更不知畏惧为何物，一家接一家地清理，一县接一县地推进。
这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举措，如同一次又一次的重击，狠狠砸在江南士绅集团的核心利益之上。
尽管慑于皇帝当下的赫赫兵威，无人敢公然反抗，但李待问的行为，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将整个江南士绅阶层，一步步推向了与大明帝国中枢对立的境地。
怨恨的种子已然埋下，只待时机便会萌芽。朱由检此刻的笃定与支持，虽换来了眼前的政令畅通，却也为其王朝的未来，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当然，就眼下而言，这隐患尚在蛰伏。
此刻的朱由检，这位刚刚取得一系列辉煌武功的强势帝王，正坐镇于南京。
他手握数十万百战精锐，拥有收复台湾、平定西北、屡挫建奴的赫赫声威。在这样一位以兵锋和铁腕铸就权威的皇帝面前，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利益受损、怨气冲天的江南士绅，敢在此时轻撄其锋，自寻死路。
他们只能将不满与怨恨暂时压下，表面上恭顺配合，暗地里则咬牙切齿地注视着李待问的一举一动，也将这份深刻的忌惮与不满，记在了那位远在南京的至尊名下。风暴，在绝对的皇权威慑下暂时平息，但水面之下，已是暗流汹涌。
如果说朱由检对李待问在江南“小题大做”的默许，还只是疏远并警示了大明的士绅阶层，那么，在崇祯十七年八月那场席卷江西的血雨腥风中，他挥下的屠刀，则彻底斩断了与整个商人阶层，乃至其背后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之间，最后一丝温情脉脉的伪装。
这是一场毫无转圜余地的决裂。
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家宾、翟堂、黄云发等七名江西巨商，他们并非普通的商贾，而是将战略物资——铁器、硝石、粮秣，乃至朝廷严禁出海的舆图水文——源源不断输往辽东，资养建奴的蠹虫！更甚者，他们竟敢参与孔有德等人的滔天叛变，派出自家商船，于海上接应叛军，形同谋逆！
当王邦曜将查实的铁证与按律当“族诛”的审判结果呈报御前时，朱由没有丝毫犹豫，提起朱笔，在奏疏上批下了一个力透纸背、斩钉截铁的——
“可。”
这道御批，如同阎王的敕令。一场以“谋反资敌”为名的大清洗，在江西等地迅猛展开。
诏狱人满为患，刑场日夜不停。最终，这场大案以五千颗人头落地的骇人结局震惊天下。朱由检展现出了罕见的酷烈，几乎将七家巨商的核心成员、旁支远亲、乃至牵连深厚的门下走狗，诛戮殆尽，真正做到了一人未留。
与此同时，抄家的结果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从这七家的地窖、夹墙、暗格之中，抄检出的现银堆积如山，初步核算竟达近一千万两之巨！
这几乎相当于当时大明半年的财政收入。这冰冷的数字，无声地控诉着他们是何等贪婪地吮吸着帝国的膏血，去滋养帝国的死敌。
紧随其后的，是遍布数省、总数高达三万顷的膏腴田产，以及遍布南北、数以千计的商铺、船队。至于那些被查抄的古玩珍奇、字画典籍，更是琳琅满目，一时难以计数，其价值无法估量。
望着那络绎不绝、沉重地抬入内帑库房的银箱，朱由检负手而立，神色如常，不见半分波澜。耀眼的银光映在他眼中，却未能点燃一丝欣喜的火焰。若是十年前那个为几十万两辽饷急得彻夜难眠的自己，见此景象恐怕早已欣喜若狂。但此刻，他心中唯有冰冷的平静。
经历了清理军屯、开海、平税、推行“贷款国策”等一系列开源之举后，帝国的财政虽未称丰裕，却已摆脱了昔日寅吃卯粮、濒临崩溃的绝境。
他朱由检，现在不缺钱，也不缺粮。这抄没得来的近千万两白银，于他而言，不过是一笔计划外的临时收入，一堆需要妥善安置的数字而已。
望着内帑中堆积如山的银箱，朱由检的思绪已飞越宫墙，如何安置这笔巨款？——治水！
这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黄河与淮河的治理，绝非单纯的兴修水利，而是一项关乎国本的战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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