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三月，重庆的春天来得格外迟缓。尽管江岸上的柳树已经抽出了嫩绿的新芽，但那层笼罩在山城上空的薄雾，却依旧带着几分凛冽的寒意。这寒意并非完全来自自然，更多的是来自北面那个并不安宁的战场。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站在窗前，手里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窗外的嘉陵江水在初春的阳光下泛着鳞光，但我无心欣赏这难得的景致。我的思绪，正随着那一条条从前线汇聚而来的电报线，飞向几百公里外的豫西和鄂北。
三月的第一周，是一场关于速度的竞赛。
中印公路通车后的兴奋劲儿刚刚过去，残酷的现实便摆在了眼前。美国援助的重装备虽然源源不断地运抵昆明，但要将这些钢铁巨兽输送到各个战区，还需要漫长的时间。而日本人，显然不想给我们这个时间。
三月三日，情报处送来了一份绝密文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为了解除美军航空兵对其本土及华北占领区的威胁，决定发动以夺取老河口、南阳等地机场为目标的鄂北豫西会战。
老河口。
我在地图上重重地按下了这个地名。那是鄂北的重镇，也是第五战区长官部的所在地，更重要的是，那里拥有我们在华中地区最重要的前进机场之一。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轰炸机，正是从那里起飞，轰炸日军在黄河以南的交通线。
我转过身，看着墙上那张巨大的作战地图。代表日军第十二军的蓝色箭头，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正从河南的中部向西刺来。他们的兵力虽然不如一九四四年那样庞大，但依然集结了第110师团、第115师团以及战车第三师团的主力，共计七万余人。
刘斐走进办公室，他的脚步声有些沉重。次长，第五战区司令刘峙发来急电，声称日军异动频繁，但他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可能是在信阳以南，企图打通平汉路南段的支线，而非老河口。
我冷笑了一声。刘峙，这个被称为长腿将军的人，打仗不行，逃跑倒是一流。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居然还在误判。
我命令刘斐，立即给刘峙回电，措辞要严厉。告诉他，日军的目标百分之百是老河口。令其立即调整部署，将主力部队向老河口和南阳一线收缩。如果老河口机场丢了，我拿他是问。
同时，我给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也发去了电报。豫西是他的防区，日军这次是跨战区作战，意图一举打掉我们在中原的最后几个立足点。我要求胡宗南放下保存实力的私心，必须派出有力部队，侧击日军的右翼。
三月的第二周，战火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点燃。
三月九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被东京吸引了。美军出动了三百多架b-29轰炸机，对东京实施了毁灭性的燃烧弹轰炸。消息传到重庆，街头巷尾一片欢腾。但我知道，这把火虽然烧在东京，却会烫在我们的身上。
果然，就在东京大轰炸后的第二天，日军第十二军为了报复，也为了消除心腹大患，提前发动了攻击。
三月十一日，日军兵分三路，向豫西和鄂北发起了钳形攻势。
中路日军第115师团，在坦克的掩护下，沿着南阳盆地的边缘快速推进。我们的防线在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南阳外围的几个据点，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就宣告失守。
我在参谋本部的作战室里，听着前线传来的战报，眉头紧锁。我们的部队虽然装备有所改善，但在战术素养和协同作战能力上，依然与日军存在差距。尤其是在面对日军的坦克集群冲击时，缺乏反坦克武器的步兵往往会陷入恐慌。
我接通了魏德迈的电话。我请求他立即协调第十四航空队，对进犯豫西的日军实施空中阻滞。我说，将军，老河口机场如果丢了，你们的飞机也就没地方落脚了。现在不是省炸弹的时候。
魏德迈答应得很痛快。当天下午，几十架p-51野马战斗机和b-25轰炸机就出现在了南阳盆地的上空。它们像愤怒的鹰群，对公路上像长蛇一样蠕动的日军车队进行了猛烈的扫射和轰炸。
前线发回的报告说，日军的进攻势头被遏制了。燃烧的卡车堵塞了公路，日本兵像无头苍蝇一样在田野里乱窜。
但这只是暂时的。日军这次是铁了心要拿掉老河口。他们利用夜间，强行通过了轰炸区，继续向西逼近。
三月的第三周，战斗进入了胶着状态。
三月十六日，日军逼近南阳城下。
守卫南阳的是第六十八军。这是一支西北军的老底子，作风顽强，擅长近战。军长刘汝明在电话里向我保证，他已经在南阳城外挖了三道反坦克壕，准备跟鬼子死磕。
我说，子亮（刘汝明字），南阳是豫西的屏障，也是老河口的北大门。你那里多守一天，老河口就多一分准备。
战斗在南阳城外打得异常惨烈。日军为了对付我们的反坦克壕，竟然驱赶当地的百姓去填壕沟。我们的士兵在战壕里看着那些哭喊着的父老乡亲，枪口都在发抖。
刘斐向我汇报这个情况时，气得浑身发抖。畜生。这群畜生。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战争的残酷性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强忍着心中的剧痛，下达了命令：为了身后的四万万同胞，开火。
那一天，南阳城外的土地被鲜血染红了。日军踩着尸体冲过了反坦克壕，与我们的守军展开了肉搏。
与此同时，在鄂北方向，日军的另一路人马第110师团，也突破了襄河防线，逼近了老河口的外围。
第五战区的指挥系统出现了一片混乱。刘峙因为害怕被包围，竟然在此刻下令长官部撤离老河口。
消息传到重庆，我气得把茶杯摔得粉碎。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在这个关键时刻撤退指挥部，等于是动摇军心。
我立即请示军委会，要求撤销刘峙的指挥权，由副司令长官孙连仲代理指挥。虽然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但如果是刘峙这种将，换了只会更好。
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春分那天，老河口保卫战正式打响。
守卫老河口的是第125师。师长汪匣锋是个硬汉。他把师部设在了机场的跑道旁，誓言与机场共存亡。
我给他发去电报：老河口机场关系到整个华中战局的制空权。你师身后就是大后方，已无路可退。望勉力支持，以待援军。
接下来的几天，老河口成了一座血肉磨坊。日军为了争夺机场，动用了重炮和毒气。我们的士兵戴着美军刚刚空投下来的防毒面具，在废墟中与日军逐屋争夺。
三月的第四周，三月二十二日至三十一日。
这一周，我的精力被硬生生地撕扯成了两半。
一半在燃烧的老河口。另一半，则在即将爆发的湘西。
情报显示，日军在进攻老河口的同时，其在湖南的第20军也已经完成了集结，前锋直指雪峰山。
冈村宁次这是在玩声东击西，或者是双管齐下的把戏。他想让我们首尾不能相顾。
我必须做出取舍。
老河口虽然重要，但它毕竟是一个孤立的突出部，且处于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的结合部，补给困难。而湘西的芷江机场，则是拱卫重庆的最后一道门户，也是我们反攻大西南的基地。
经过彻夜的思考，我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
三月二十五日，我命令胡宗南的第一战区主力，在豫西发动侧击，切断日军第12军的后路，迫使其分兵。同时，我命令孙连仲，在老河口机场被彻底破坏之前，坚守到底。一旦机场设施被炸毁，可以相机突围。
这个命令意味着，我们准备放弃老河口。
三月二十七日，老河口城内的战斗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日军突入了市区，双方在巷道里展开了混战。
美军顾问团在撤离前，炸毁了机场的跑道和油库。冲天的大火映红了鄂北的夜空。
汪匣锋在电话里对我喊，次长，机场完了，我们也差不多了。第125师伤亡过半，但我们还在打。
我说，撤吧。带着剩下的弟兄，往西撤进山里。你们的任务完成了。
三月二十八日，老河口陷落。
虽然我们丢了一座城市和一个机场，但在战略上，日军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他们在豫西和鄂北的攻势，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弹药，却只得到了一座废墟。而且，由于胡宗南部队的侧击，日军第12军的后勤线时刻处于被切断的危险之中。
更重要的是，老河口之战，为我们在湘西的部署争取了宝贵的半个月时间。
三月三十日，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从湘西发来电报。他的部队已经全部进入了雪峰山的预设阵地。美械装备的换装工作基本完成。
我在电报上批复了八个字：养精蓄锐，以逸待劳。
三月三十一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重庆的雾气终于散去，露出了久违的阳光。
我站在参谋本部的阳台上，看着远处正在修建的防空洞。那是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更猛烈的轰炸。
但我知道，日本人的轰炸机以后恐怕很难再飞到重庆上空了。因为在太平洋上，美军已经逼近了冲绳。日本本土都在燃烧，他们哪里还有余力来顾及中国内陆。
这一个月，我们在豫西和鄂北流了很多血，丢了一些地盘。但这只是黎明前的最后一次退潮。
我转过身，看着作战地图上那个标注着芷江的地方。那里，地形险要，山峦叠嶂，正是埋葬日军最好的坟场。
冈村宁次以为他打下了老河口就是胜利，其实他是在把自己的脖子伸进绞索里。他把仅有的机动兵力消耗在了这些次要方向上，等到他在湘西撞上我们的铁板时，他会发现，他已经没有牌可打了。
我整理了一下军装，大步走出了办公室。
春天已经来了，决战的时刻，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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