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张先生”）因恐惧而采取的“蛰伏”策略，如同一只受惊的兔子缩回洞穴，本意是躲避灾祸，却因其行为模式的骤然改变，向猎手谷正文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猎物已受惊，正在准备彻底潜藏。这道“错误的信号”，非但没有让谷正文放松警惕，反而让他嗅到了决战时刻的临近。他深知，对付这种级别和经验的目标，最后的收网，需要的不是鲁莽的冲锋，而是极致的耐心和精准的时机把握。
于是，一场在寂静中进行的、更为凶险的“耐心较量”，在台北的暗影下悄然展开。
谷正文迅速调整了策略。他下令，所有对核心目标（蔡孝乾及其主要联络点、如“安宁新村”联络站）的监视点，立即转为“外松内紧”模式。
外松：撤掉部分过于显眼的固定哨，减少在目标住所附近频繁出现的车辆和人员，降低公开的巡逻和临检频次。营造出一种“风声似乎已过”的假象，旨在麻痹目标，诱使其放松警惕，重新开始活动，或者进行必要的“善后”工作（如转移文件、联络下线）。
内紧：监视力量不减反增，但全部转为更深度的隐蔽状态。启用更专业的远程观察点（如利用更高处的建筑物）、更精干的流动跟踪小组、以及可能的技术监控手段（尽管有限）。对目标的一举一动，进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记录和分析，不放过任何细微的异常。
同时，谷正文采取了“围点打援”的策略。他加强了对已知的、与蔡孝乾系统有牵连但级别较低的次要成员（如已被锁定的几名左翼文人、小商人，以及像“小周”这样的基层交通员）的监控力度。他判断，在核心人物蛰伏的情况下，组织的运转不会完全停止，次级节点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联络任务，或者核心人物在迫不得已时，会启用这些次级节点进行紧急沟通。监控这些“枝叶”，有可能发现与“主干”（蔡孝乾）的新关联，或者捕捉到其试图恢复联系的蛛丝马迹。
“我们现在比的是耐心！”谷正文在行动会议上，冷峻地对下属强调，“蔡孝乾想耗，我们就陪他耗！但他现在是在水下，每多待一秒，都需要换气，都会留下气泡！我们要做的，就是瞪大眼睛，盯死每一个可能冒泡的地方！等他忍不住动弹的那一刻，就是他覆灭之时！”
这道命令下，表面的台北城，似乎真的恢复了一丝往日的“平静”。街头的军警巡查似乎少了些，那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感略有缓和。然而，在这虚假的平静之下，是无数双更加专注、更加锐利的眼睛，在黑暗中死死地盯着猎物可能露头的每一个缝隙。
这种“外松内紧”的态势变化，其精妙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制造了一种认知偏差。对于普通人，甚至对于一些警惕性不足的潜伏者，可能会真的以为危险期已过。但对于像老师吴石和我（聂曦）这样处于高度警觉状态、且对敌人手段有深刻了解的人来说，这种“平静”反而透着更深的诡异。
“老师，”我观察了几天后，向老师汇报，“外面的明哨好像撤了一些，巡逻也少了。但……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并没有消失，反而……更隐蔽了，像是有东西藏在阴影里。”
老师吴石站在书房窗前，目光如炬，仿佛要穿透那层虚假的平静：“谷正文这是在‘欲擒故纵’……他撤去的是幌子，收紧的是真正的绞索。他在等，等蔡孝乾自己沉不住气，等他认为安全了，重新出来活动。这是一场心理战，比的就是谁更有耐心，谁更先犯错。”
他转过身，语气沉重地告诫我：“聂曦，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沉住气！这‘平静’是陷阱，是毒饵！我们绝不能有任何动作！继续蛰伏，比石头还要沉默！”
“是！学生明白！”我凛然应道。我们深知，此刻任何一丝异动，都可能被黑暗中那双窥视的眼睛捕捉到，招致灭顶之灾。
然而，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却无法控制蔡孝乾。他的“蛰伏”是出于恐惧而非真正的纪律，他的心态在自负与恐慌间摇摆。这种“外松”的环境，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会让他更加谨慎，还是会让他错误地判断形势，认为危机已过，从而冒险进行必要的联络或转移？这成为了决定最终结局的关键。
时间的流逝，在这种极致的静默与等待中，显得无比缓慢而煎熬。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度过。我们潜伏在深渊之底，能清晰地感受到头顶水面上，猎手那巨大的、耐心等待的黑影。而那个决定所有人命运的“气泡”，会在何时、何地冒出？无人知晓。
这场无声的耐心较量，是意志与命运的终极博弈。下一步，将是平静水面下的致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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