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那戛然而止、充满不祥预感的最后日志，如同一声在历史长廊中回荡的惊雷，之后便是漫长而压抑的死寂。孙阳和韩亮屏住呼吸，继续翻阅档案盒中后续的卷册。时间的尘埃在指尖翻动中簌簌落下，接下来的记录，跨越了数百年的空白，笔迹和载体都发生了变化，但那份深入骨髓的偏执与血腥，却如同遗传病般，被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延续了下来。
再次出现的日志，书写在一种粗糙的汉代麻纸上，字迹虽竭力模仿秦篆的严谨，却透着一股力不从心的模仿和隐隐的惶恐。落款不再是人名，而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一只环绕着丹炉的眼睛。日志的开篇，用一种近乎宗教忏悔般的笔调，记载了一场巨变：
“始皇三十七年，秋，师尊徐公行‘合真’大典于通天塔顶，星光倒悬，地脉轰鸣，有异香弥漫三日不绝。然，仪式毕，师尊并三十六位核心师兄……渺然无踪，唯余丹室一片狼藉，炉冷鼎倾，似有巨力自内而外崩裂。塔中只余吾等外门弟子七人，如坠冰窟，惶惶不可终日。”
这些自称“守夜人”的幸存者，坚信徐福已“羽化登仙”，或进入了某种更高的“彼界”。他们将徐福的失踪神化，将这座基地奉为“圣所”，将自己视为守护“师尊遗泽”、等待其“归来”的忠诚信徒。他们的研究，从探索变成了僵化的仪式性重复。日志中充满了对徐福丹方逐字逐句的考据、对仪式步骤的繁琐争论，以及大量毫无意义的、用活人进行的献祭式验证。他们似乎失去了徐福那种敢于质疑和探索的锐气，只剩下对权威的盲从和在失败中徒劳打转的绝望。记录显示，他们的“实验”成功率低得可怜，产生的“失败品”却堆积如山，基地下层的仓库被这些扭曲的“仙蜕”逐渐填满。
历史的影子开始投射进这个封闭的魔窟。一份东汉末年的日志提到，一伙自称“太平道”的“乱民”意外发现入口，其首领“人公将军”张梁麾下的一名方士，竟识得部分秦篆，试图抢夺“仙丹”。爆发了激烈冲突，最终“乱民”被剿灭，但那名方士在临死前爆发出诡异的“符水之力”，伤及数名“守夜人”。日志冰冷地记载：“取其心血，封存。或含异质，可资研究。” 人命，彻底沦为了一种可提取的“素材”。
唐代的日志，笔迹变得略显飘逸，却透着一种盛世的傲慢。记载了一队装备精良的安史叛军（日志中轻蔑地称为“胡骑溃兵”）在追剿中误入此地。叛军首领“鬼手张三”凭借一张残破的陵墓结构图，竟突破了外围机关。然而，在基地深处的迷宫镜室，他们触发了强大的防御机制，大部分士兵被转化为无魂的守陵傀儡，少数被俘的军官，则成了测试新版本“伪仙丹”的高级实验体。日志甚至饶有兴致地记录了其中一名军官在药物作用下产生的胡风幻象，并将其归因为“心魔具象化”。
宋元时期，一份字迹清瘦、带着几分文人气的日志，罕见地流露出一丝疲惫与反思。书写者写道：“长生虚妄，罪孽滔天。然吾辈世代困守于此，如舟行逆水，不进则覆。徐师之道，究竟是通天坦途，还是无间歧路？” 但这微弱的声音很快被后续更激进、更残酷的记录淹没。基地就像一艘迷失在时间之海的幽灵船，载着满船的痛苦和疯狂，沿着徐福设定的航向，依靠着血腥的惯性，无法停止地向前漂荡。
明末清初，日志的载体换成了质量上乘的宣纸，甚至出现了带有满文或蒙文批注的页面。一伙来自关外的萨满和藏传佛教的密宗修士，在追索龙脉的活动中发现了这里。他们试图将徐福的长生术与自身的通灵术、灌顶秘法相结合，进行了许多更加诡异、涉及精神融合和转世的实验，留下了诸如“试图引请‘长生天’之力注入药引”等光怪陆离的记录，但最终似乎也以失败和内部火并告终，只留下一些语焉不详、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残卷。
当时钟的指针拨近现代，日志变成了印刷的表格和打字机文件。黑鳞社的标记清晰而强势地出现。他们不是偶然的发现者，而是有备而来的征服者和继承者。一份二十世纪初的日志，用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口吻宣告：“清除前朝遗留的腐朽‘守夜人’。他们玷污了伟大的研究。唯有优等的、掌握现代科学之光的我们，方能真正继承徐福的遗产，完成这终极的进化！” 黑鳞社的介入，如同给一具古老的僵尸注入了疯狂的强心剂，让这个延续两千年的黑暗实验，进入了效率更高、也更不可控的崭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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