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过后，天气放晴，但红星生产队的气氛并未真正轻松起来。地里虽然抢救回部分庄稼，但减产已是定局，秋收后能分到多少口粮，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地打着鼓。原本就因为公粮任务而紧巴的日子，眼看要雪上加霜。
队部里，张建军书记重新主持召开了生产会议。王卫东和他那几个铁杆虽然也参加了，但气势明显弱了许多，大多数时候只是阴沉着脸坐在角落。会议的重点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如何渡过眼前的难关。
“当务之急是两件事，”张书记的声音带着疲惫，却异常清晰，“第一，精心管理剩下的庄稼，能多收一颗是一颗。第二，想办法搞点副业，给队里增加点收入，年底好多分点钱，或者换点粮食回来。”
搞副业？谈何容易。这年头，私人搞副业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的。集体搞副业，也需要公社批准，而且得有门路。
有人提议编筐，有人提议打草绳，但这些都是小打小闹，赚不了几个钱。也有人偷偷瞄向山里的木材，但那是国家的，谁也不敢动。
伊拉安静地听着，心里也在飞快地盘算。她知道，光靠地里那点收成，今年冬天肯定难熬。必须找到一个既能增加收入，又符合政策，而且能发挥屯子优势的门路。
她想到了自己的药圃，想到了李大夫，想到了这次抗旱防病中草药发挥的作用。一个念头逐渐清晰起来。
“张书记，各位叔伯，”伊拉清了清嗓子，站了起来。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个半大姑娘身上。如今，再没人敢小觑她的意见。
“我有个想法，”伊拉不疾不徐地说，“咱们这次抗旱防病，不少社员都用了咱们自己采的、种的草药，效果不错。这说明，咱们这山沟沟里，药材资源是有的。而且，种草药，也算是一种农业生产吧？不比种土豆白菜贡献小。”
会场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语。种药材？这倒是新鲜。
“可是，拉拉，”一个老农皱着眉说，“药材那玩意儿，娇贵，难伺候，而且卖给谁去？公社卫生院？他们能收多少？”
“是啊，而且咱们也不认识多少值钱的药材啊。”有人附和。
伊拉早有准备，她看向李大夫：“李伯伯认得不少药材，也知道炮制方法。我们可以先从几种常见的、好种又好卖的药材开始，比如柴胡、黄芩、板蓝根。这些药材需求量大，咱们公社卫生院、甚至县里药材公司可能都会收。就算一时卖不掉，咱们自己储备着，防病治病也是好的，总比烂在地里强。”
李大夫点了点头，接口道：“拉拉说得在理。这几样药材，咱们这山坡地就能种，不太挑地方。炮制方法我也会，可以教给大家。这确实是个路子。”
张书记眼睛亮了起来。这主意听起来可行！集体种药材，属于集体副业，政策上说得过去。而且既能创收，又能备药，一举两得。
“我看行！”张书记一锤定音，“就先划出靠山脚那几块薄地试试！李大夫负责技术指导，拉拉，你年轻脑子活，帮着李大夫一起张罗！种子和启动资金，队里先挤一点出来！”
王卫东张了张嘴，想反对，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反对种药材？难道反对给集体增加收入？反对防病治病？他最终悻悻地闭上了嘴。
伊拉的这个提议，像在沉闷的空气中打开了一扇窗。虽然前景未知，但至少给了人们一个新的盼头。会后，不少社员，尤其是家里劳力多的，都围上来打听种药材的事。
伊拉知道，这只是第一步。药材种植周期长，见效慢，而且销路是关键。她必须确保成功，才能真的帮到屯子。
她开始更频繁地往公社卫生院跑，借着给卫生所送些自己炮制的常用草药样本的机会，打听药材收购的价格和渠道。她甚至还鼓起勇气，向那位曾有一面之缘的刘医生（灾区那位）写了封信，简单说明了屯子里打算发展药材种植的想法，询问是否有好的建议或门路。
同时，她和李大夫一起，精心挑选种子，整地，育苗。她将系统里关于植物栽培的零星知识与李大夫的经验结合起来，细心照料着那片充满希望的药田。她还发动“妇女健康小组”的成员，在照顾完自家庄稼后，轮流来药田帮忙。
日子在忙碌和期盼中一天天过去。地里的玉米和高粱在精心呵护下，艰难地灌浆、成熟。而那一片新开辟的药田，嫩绿的苗苗也破土而出，在秋风中微微摇曳。
伊拉站在田埂上，看着夕阳下金色与绿色交织的景象，心中感慨。这个秋天，注定是苦涩与希望并存的。但她相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总能走出一条活路来。她的“药”，不仅要治人的病，或许，也能治这片土地的“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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