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慕容吴在技术革新的道路上狂奔时，它的对手们也并未沉睡。战争的形态正在悄然改变，无形的战线在情报、技术与人心领域激烈地延伸。
一、北元的“匠作院”
大都城北，一座新设的衙署悄然挂牌——“大元匠作院”。与慕容吴“天工坊”的张扬进取不同，这里的气氛更为凝重、隐秘。主持其事的，是深受脱欢信任的色目人官员阿合马，他以精明强干和善于理财着称。
匠作院网罗了北地残存的汉人工匠、西域俘获的制甲师、甚至还有几名从高丽征召的造船匠。他们的任务明确而残酷：仿制、破解、乃至超越南方的技术。
一具从襄阳战场秘密运回的神臂弩被拆解，放在精钢打造的台面上，数十名老匠人围着它，测量、绘图、分析材质。
“弩机结构精巧，尤其是这铜制望山与悬刀，配合紧密…但其核心在于这弓臂，非寻常柘木，似经过特殊药水浸泡与烘烤…”
“尝试用复合弓胎，内衬牛角，外缠丝麻，或许能接近其力道。”
几片吴军“神机营”遗留的、未爆炸的火器残片，更是被重点研究。
“此物危险，内含硝、磺、木炭，比例未知…尝试不同配比，记录其燃烧速度与威力。注意安全，已有三人因此重伤。”
阿合马定期向脱欢汇报进展，语气谨慎：“陛下，南人技艺确有独到之处，仿制不易。然我朝资源远胜，假以时日，必能后来居上。且…我们或有他们不具备的优势。”他指的是广袤国土上那些尚未被充分认知的矿产与物产。
北元的技术追赶，带着游牧民族的务实与冷酷，虽然起步稍晚，但凭借其庞大的体量，正以一种沉稳而坚决的速度进行着。
二、商路与情报网
技术的竞争离不开资源的争夺。慕容吴需要硝石、硫磺、优质铁矿；北元同样需要这些，还需要南方的工匠与技术。
一条条隐秘的商路在双方对峙的缝隙中建立起来。一些胆大包天的商人，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铤而走险。他们将北方的皮货、马匹（严格管制）、甚至少量粗炼的矿料，通过复杂的水陆渠道运往江南；同时将南方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某些被严格管制的“禁品”（如有关技术的书籍、甚至是被收买的工匠），偷偷运回北方。
这些商路，也成为了双方间谍活动的温床。
吴国的密探，伪装成商队伙计，试图摸清元军新堡垒的布局、兵力配置，以及北方匠作院的虚实。
北元的细作，则混入江南的市井，打探天工坊的动向，收买可能对慕容复不满的士人武将，甚至尝试接触那些民间的研究团体（如格致学社）。
情报的价值，在这个技术敏感时期，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封关于敌方新技术突破的密报，其价值可能超过一支万人队的调动信息。
三、人心的拉锯
技术的优势，最终需要通过人来体现。对人才的争夺，在无声中进行。
慕容复凭借其相对开明的文化政策（有限度地吸纳异域知识、重视匠人）和江南的富庶，吸引了不少北方的汉人匠师和不得志的文人南下。公冶乾的天工坊，不乏来自中原甚至西域的面孔。
而北元则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手段。一方面，以高官厚禄诱降被俘的吴军工匠或技术人员；另一方面，对其控制区内的汉人工匠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和人身控制，防止技术外流，并以屠城相威胁，逼迫他们为元军服务。
对于民间那些潜在的“技术天才”，双方也都投去了关注的目光。沈括最终在慕容复软硬兼施下，选择了“合作”，其工场被并入天工坊，他本人也得了一官半职，但失去了独立性。而庐山下的“格致学社”，则引起了北元细作的注意，一份关于其成员名单和活动内容的密报，正被快马送往大都。
四、襄阳的抉择
身处漩涡中心的襄阳，感受着来自双方的压力。吴国的技术援助确实帮助襄阳快速恢复了部分防御能力，邓百川甚至象征性地留下了几具训练用的火门枪。但核心的技术，尤其是火药配方和精密器械的制造，吴国方面讳莫如深。
郭靖和黄蓉清楚，完全依赖吴国是危险的。他们开始利用自身残存的力量，在城内秘密设立了一个小型的研究场所，由朱子柳负责，召集本地工匠，结合天幕知识和实战经验，专注于城防器械的改良和伤药的研制。他们不求超越，但求掌握一定的自主能力，避免在关键时刻受制于人。
无声的渗透无处不在，涉及资源、情报、人才与人心。这场没有硝烟的技术与情报战争，其激烈程度和长远影响，丝毫不亚于正面战场的厮杀。它决定着未来决战的形态，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各方势力的内在肌理。在这个层面上，没有绝对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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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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