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夏天格外闷热，住院部8楼的窗户开着一条缝，风裹着消毒水的味道灌进来，却吹不散病房里的滞闷。我躺在病床上，右手手背上扎着留置针，透明的输液管里，药液正一滴滴缓慢地往下落，像在数着时间。术后第二天，麻药的劲早就过了，伤口传来一阵阵钝痛，每动一下都像有针在扎，可比起身体的疼，心里的慌更让人难受——总觉得病房里除了我和守在旁边的妈，还有别的东西。
“妈，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冷？”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声音沙哑。明明空调没开，窗户也只开了条小缝，可后颈却总贴着一层凉意，像有人把冰毛巾敷在上面，连带着后背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我妈正削着苹果，闻言手顿了一下，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不冷啊，体温正常。是不是伤口疼得难受？我再去叫护士来看看？”
“不用了。”我摇摇头，把目光移向天花板。白色的天花板上有块水渍，形状像个模糊的人影，盯着看久了，竟觉得那影子在慢慢动，胳膊和腿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正往下垂，像是要从天花板上飘下来。我赶紧闭上眼睛，心跳得像要撞破胸口——一定是术后太虚弱，出现幻觉了。
可那股凉意没消失，反而越来越重，顺着后颈往下爬，钻进衣领里，贴在背上。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想翻个身，刚动了一下，眼睛突然不受控制地往上翻。
起初我以为是眼干，想眨眨眼缓解一下，可眼皮像被无形的手扯着，怎么也落不下来。视野里只剩下一片惨白的眼白，连一丝黑眼球都看不见，世界瞬间变成了单调的白色，连妈说话的声音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闺女，你咋了？眼睛咋回事啊？”
我想回答，可嘴巴也开始发僵，只能发出含混的“唔唔”声。更可怕的是，我的意识异常清醒——能听见妈急促的呼吸声，能感觉到她抓着我手腕的手在发抖，能闻到她身上熟悉的肥皂味，可身体却像被钉在了床上，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眼睛更是死死地翻着，眼白暴露在空气中，干涩得发疼。
“医生！医生！快来人啊！”我妈终于反应过来，猛地站起来，苹果和水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顾不上捡，跌跌撞撞地往病房外跑，声音里满是哭腔，“我闺女眼睛翻上去了！动不了了！快来救救她！”
病房门被她撞得“砰”一声响，走廊里很快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护士的询问声。我躺在病床上，眼前还是一片惨白，后背的凉意越来越浓，像是有个冰冷的东西正趴在我身上，头靠在我的颈窝，呼吸带着一股腐朽的霉味，一下下扫在我的耳垂上。
“别……别碰我……”我在心里喊，可嘴巴怎么也张不开，只能任由那股寒意顺着皮肤往骨头里钻，连血液都像是要冻住了。
没过多久，病房门被推开，主治李大夫带着几个护士跑了进来。李大夫平时总是温温和和的，说话都慢声细语，可那天他脸色惨白，额头上全是汗，白大褂的衣襟都被汗浸湿了，贴在身上。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正在1楼查房，听说我出了状况，连电梯都没等，一路从1楼跑上8楼，五十多岁的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进来的时候连呼吸都带着喘。
“怎么回事？术后检查不是都正常吗？”李大夫蹲在病床边，伸手翻开我的眼皮，手指触到我眼周皮肤时，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在抖。他看了几秒，脸色更沉了，“快去叫神经科、麻醉科的大夫过来会诊！马上！”
一个护士应声跑了出去，剩下的护士开始给我测血压、查心率、连心电图。仪器的“滴滴”声在病房里响着，和我急促的心跳声混在一起，格外刺耳。我妈站在旁边，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地哭，嘴里不停地念叨：“都怪我，都怪我没看好你……你可别出事啊闺女……”
我想告诉她我没事，我只是动不了，可连眨眼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任由眼泪从眼角流下来，顺着脸颊滑进枕头里，冰凉一片。
那股趴在我身上的寒意还在，而且越来越重，我甚至能感觉到它的“手”正顺着我的胳膊往上爬，指尖冰凉，带着粗糙的触感，像是枯树枝。它停在我的手腕上，刚好和护士绑血压计的位置重合，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血压计的勒紧感和它指尖的凉意，两种感觉交织在一起，让我浑身发抖。
大概十几分钟后，神经科和麻醉科的大夫都来了。三个大夫围着病床，低声讨论着，时而翻看我的病历，时而检查我的瞳孔，时而用小锤子敲我的膝盖，可我除了能感觉到锤子的触感，身体依旧动不了，眼睛也还是翻着，只能看见一片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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