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十年（公元271年）冬，南中之地在历经“夷汉通婚”引发的波澜与调适后，社会融合步入深水区，内政各项举措渐次铺开。然卫将军诸葛瞻与北地王刘谌等核心决策层洞察到，一个政权若仅依靠律法之严、兵甲之利、通婚之策，虽可维系秩序，然难以凝聚超越功利的向心力，尤难在文化心理上确立其对中原正统的继承地位。南渡以来，朝廷礼仪或因陋就简，乐制更是荒疏。祭祀、朝会、庆典，往往沿用旧制而形制不全，或权宜变通而失其庄重。相较于北方晋室正在紧锣密鼓地模仿汉魏、重定礼乐以标榜正统，南中政权在“礼乐”这一象征天命所归、文明所系的重要领域，显得颇为滞后。能否依据当前实力与境况，建立一套既符合古礼精神、又切合南中实际、并能彰显汉室正统与新政气象的“礼乐”制度，即实现“礼乐初兴”，已成为提升政权软实力、巩固内部认同、对外宣示存在感的关键一环。
腊月将至，永昌不韦城王府内，一场关于如何筹备次年新春正旦大朝会及祭祀典礼的议事，引发了重臣间的激烈争论。秘书令郤正奏报，依往年惯例，祭祀仅能设土坛，陈简单牲牢，乐舞则靠军中鼓吹勉强充数，朝会仪仗亦因器物匮乏而显得简陋。
光禄大夫谯周闻之，顿足捶胸，痛心疾首：“殿下！《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不恭，则神弗享也；朝会不庄，则威弗树也。今我朝承继汉统，处此非常之地，正宜恪守古礼，以昭诚敬，以系人心。即便物用艰难，亦当尽力恢复旧观，岂可因陋就简，徒失国体？宜当广搜典籍，仿洛阳故制，设圜丘、建宗庙，备齐八佾之舞，方显正统所在！” 他主张尽可能复原东汉盛期礼制，认为这是关乎正统性的原则问题。
而安南将军霍弋则大不以为然，直言反驳：“谯大夫！此乃南中，非洛阳！北疆将士缺衣少药，楪榆水师待船甚渴，澜沧铁官尚需薪炭！若将有限资财，耗费于筑高台、制繁缛冕服、搜罗古钟磬之上，岂非本末倒置？将士寒心，百姓腹诽！不若一切从简，待克复中原之日，再行大礼不迟！” 他代表务实派，认为当前应集中资源于军事民生。
卫将军诸葛瞻静听双方争执，目光扫过案头简陋的仪注草案，沉声道：“谯大夫重礼，是为固本；霍将军务实，乃为强基。皆为国谋，然似皆有所偏。” 他缓步至殿中，续道：“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无礼乐，则上下不辨，人心涣散。然，礼乐非虚文，需与时而进，因地制宜。昔孔子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取其精华，合乎时用也。今我朝于南中另辟基业，情势迥异于昔，岂能全然照搬旧制？亦不可因陋就简，自贬声威。”
他提出核心方略：“当此之时，我朝礼乐，应循‘敬天法祖、因地制宜、融旧开新、励精图治’之旨。其要在‘神’而非仅在‘形’，重‘实’而非徒慕‘名’。当创制一套，既合古礼精神，又具南中特色，更能激励臣民不忘北定之志的新礼乐！”
在诸葛瞻主持下，一场名为“礼乐初兴”的创制工程悄然启动。他奏请刘谌设立“典仪署”，以郤正总领，谯周副之，霍弋、张质等协理，博通典籍的学者、熟知夷情的官吏、甚至军中掌鼓吹的乐师皆参与其中。
创制过程，争议不断：
祭祀礼仪：谯周坚持祭祀天地需设三层圜丘，因永昌地势所限，诸葛瞻采纳工官建议，借哀牢山一支余脉天然高台修整为坛，既合“就高”古义，又省人力。所用祭器，无力全仿古制，则命工匠以当地优质陶土、木材，仿其形制而制，重在洁净虔诚。祭品以当地丰产的稻谷、牲畜为主，谯周初时反对，诸葛瞻言：“黍稷非南中所宜，强求反失其真。以此地嘉禾奉祭，方显皇天后土，德被南疆。” 谯周最终叹服。
朝会仪制：霍弋认为武将可见甲胄，诸葛瞻认为朝会需显文明之象，定下“文东武西，揖让升殿”之规，但允许武将佩剑入朝，以示不忘武备。冕服制度，因丝绸难得，规定三公九卿可用锦，余官以本地精织葛麻代替，但纹章等级森严。
乐舞难题：最为棘手。旧式雅乐所需钟磬笙箫，大多遗失，乐工星散。谯周主张不惜重金派人至交州等地寻购古乐器或招募旧乐工。诸葛瞻则认为“古乐和正，然今地僻人稀，难以备齐。且需有‘新声’以励今志。” 他大胆提出，以军中得胜鼓乐为基础，融入哀牢夷祭祀时苍凉雄浑的铜鼓之声，以及洱海渔民号子的悠扬元素，由乐师重新谱曲，创制数支新的朝会、祭祀乐章，歌词则由郤正等文臣撰写，既含追念先帝、武侯之功，亦寓开拓南疆、誓师北伐之志。此议遭到谯周激烈反对，认为“夷音野调，焉能登大雅之堂？” 诸葛瞻力排众议：“音律之要，在于和民心、鼓士气。此鼓声，乃我将士杀敌之音；此铜鼓，乃夷民归化之响。融而化之，正昭示我朝兼收并蓄、夷汉一家之象，何陋之有？” 最终说服谯周，同意试行。
章武十一年（公元272年）元日，永昌不韦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典。新修的祭坛上，刘谌代表皇帝刘禅主祭，仪仗虽不奢华，但井然有序，庄严肃穆。新创的乐章首次奏响，既有钟磬的雅正，又融入了鼓角的雄壮与铜鼓的浑厚，令人耳目一新，心生肃穆激昂之情。朝会上，文武百官依新制行礼，虽服饰简朴，然仪态端方。尤其当唱到歌颂先烈、誓师北伐的新乐章时，姜维、霍弋等将领无不热血沸腾，郤正等文臣亦感慨万千。就连观礼的几位夷人首领，闻听熟悉的铜鼓元素融入汉家礼乐，亦面露惊异与归属之感。
此次“礼乐初兴”的成功，意义深远：
内部凝聚力提升：规范的礼仪使朝廷运转更有章法，新式礼乐增强了臣民的归属感与自豪感。
文化融合象征：将夷文化元素纳入国家礼乐，体现了“夷汉一家”的治国理念，促进了民族融合。
正统性宣示：虽简陋，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是对内外宣称自身为汉室正统的重要文化标志。
新政气象展现：不同于固守古制，创新礼乐展现了南中政权的活力与进取心。
然而诸葛瞻在庆典后对诸葛尚坦言：“礼乐初兴，仅为始也。若徒具形式，则与晋廷之虚文何异？切记，礼之魂，在敬天保民；乐之本，在人和政通。此‘礼乐’能否常新，端赖我等能否真正克复中原，福泽百姓。”
“礼乐初兴”标志着南中政权在文化制度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为其生存与发展增添了深层的文化内涵与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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