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威廉·麦克阿瑟坐在澳大利亚俱乐部里，但这一次，他的周围，只剩下了寥寥数人。金融战争的惨败，让他的许多盟友，都选择了退缩和观望。这位曾经的无冕之王，品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
但他没有被打倒。失败，只是让他那颗早已被岁月磨砺得坚硬无比的心，变得更加冷酷和偏执。他盯着壁炉里那摇曳的火焰，仿佛在火焰中看到了对手那年轻而冷静的脸庞。他知道，在正面的战场上，无论是工业、金融还是民心，他都已经彻底输了。那个年轻人，用一套现代国家体系，将他所有的传统优势，都化解于无形。
“我们不能再和他争夺存量了。”麦克阿瑟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响起，嘶哑，却异常清晰，“我们和他争夺工厂，他能建起更多的工厂。我们和他争夺金钱，他能印出更多的金钱。我们必须开始争夺未来。”
他转向身边仅剩的几位最核心的盟友，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光芒。
“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信奉的那个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永恒真理，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吹进他最引以为傲的那座思想心脏里。我们要让他亲手培养出的，最聪明的头脑，最终变成反对他自己的、最锋利的武器。我们要让那些年轻人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集体利益和国家荣耀，只有永恒的、赤裸裸的个人野心和家族传承。”
这是一个无比阴险的阳谋。
麦克阿瑟的行动，快得惊人。他没有再搞任何秘密的小动作。他高调地宣布，以其家族名义设立的麦克阿瑟教育基金会，将向刚刚开始招生的皇家理工大学，进行一笔高达二十万英镑的巨额捐赠。这笔钱，将专门用于设立一个全新的、也是整所大学里，唯一一个与人文思想相关的讲席教授职位——政治与经济哲学讲席教授，并为该专业的优秀学生，提供全澳大利亚最丰厚的奖学金。
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那个普遍认为理工科才是有用之学的时代，这笔投向无用哲学的巨款，显得如此慷慨，如此富有远见。
大学校长劳伦斯·哈格雷夫，这位务实的工程师，本能地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他清楚麦克阿瑟的为人，知道这份礼物，无异于一个包裹着蜜糖的特洛伊木马。他向亚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但亚瑟的回应，却让他大感意外。
“让他捐，哈格雷夫先生。”亚瑟在电话里的声音，充满了自信，“思想的阵地，是不能靠封锁来守住的。我们既然敢于建立一座开放的大学，就要有自信，去面对所有思想的挑战。真理，是不怕辩论的。我们就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地，和他较量一番。我只相信一点：真理越辩越明。”
在总督的许可下，哈格雷夫最终接受了这笔无法拒绝的捐赠。
很快，由麦克阿瑟基金会亲自从英国物色、并经大学理事会无可挑剔的程序审核通过的第一任讲席教授，抵达了堪培拉。
他叫雷金纳德·布斯比。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学者，牛津大学的博士，曾在多所欧洲名校访学。他风度翩翩，口才极佳，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种老派英国贵族的优雅与从容。他的学术履历光彩照人，对古典哲学和现代经济学的见解，都堪称一流。但隐藏在这层精英外衣之下的，是他所信奉的，那个时代最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个人主义哲学。
布斯比教授的就职演讲，暨他的第一堂公开课《强者的逻辑》，成为了整个堪培拉学术界的盛事。大学最大的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不仅是学生，连许多政府官员和军校的教官，都慕名而来。
布斯比走上讲台，没有带任何讲稿。他只是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向台下那些充满求知欲的年轻面孔，提出了一个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请告诉我，是谁，创造了我们脚下的这个国家？是那些在剪毛棚里，默默剪了一辈子羊毛的工人吗？是那些在田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吗？不。”
他的声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量。
“创造这个国家的，是像库克船长那样，敢于驶向未知世界的伟大航海家！是像约翰·麦克阿瑟（老麦克阿瑟的祖父）那样，敢于将第一只美利奴羊带到这片土地的伟大拓荒者！是那些拥有超凡的远见、勇气和意志，敢于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历史石碑上的，真正的精英！”
他没有粗鲁地攻击联邦政府，而是巧妙地，将整个澳大利亚的历史，重新解读为一部由少数强者驱动的史诗。
“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平等，不过是庸人为了嫉妒和拖累天才，而发明的最美丽的谎言。是弱者用来束缚强者的道德枷锁！”他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回响，“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靠大众的投票，而是靠少数精英的驱动。是阿基米德的杠杆，是瓦特的蒸汽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你们，作为这个国家智力最顶尖的一群人，你们来到这所大学，不是为了学会如何去服务那些愚昧、懒惰、安于现状的大众。你们的使命，是成为新的精英，新的阿特拉斯，去用你们的智慧和力量，肩负起领导这个国家前进的重担！”
这番话，如同一道惊雷，劈开了这些年轻学子们单纯的世界观。他们接受的，是联邦所倡导的人人平等，共同建设的集体主义叙事。而布斯比教授，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更具刺激性的、能满足他们个人英雄主义幻想的精英叙事。
演讲结束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许多学生，尤其是那些来自富裕牧场主和商人家庭的子弟，感觉自己心中那股被压抑已久的优越感，被彻底点燃了。他们厌倦了报纸上那些对普通劳动者的无尽赞美，他们渴望一种能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哲学。
演讲结束后，一个身材高大、气质出众的年轻人，穿过人群，走到了布斯比教授的面前。
他叫朱利安·布莱克，法律系一年级最出色的学生，也是悉尼最大的牧场主家族之一的继承人。
“教授，”他的眼中，闪烁着一种被彻底征服的光芒，“您所说的，正是我内心一直相信，却又无法言说的真理。请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认同您理念的人，应该做些什么？”
布斯比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传教士，看到了自己最虔诚的信徒。他微笑着，拍了拍布莱克的肩膀。
“思想，需要组织来承载。去吧，孩子，去找到和你一样的人。去成立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社团，去办一份属于你们自己的刊物。去让理性的声音，压过那些廉价的、多愁善感的大众喧哗。”
那个周末，在布莱克的主导下，阿特拉斯社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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