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方面，对于徐渊这个“强人”，扎根港岛的华人帮会则变成了审慎的“地头蛇”。
一九四五年的香港街头，夜里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青壮年游荡，他们穿着短打，腰间鼓鼓囊囊藏着铁器，眼神里带着战后的躁动与狠厉——这是华人帮会重启活动的信号。日军占领期间，帮会势力被严重打压，堂口被拆、骨干遭捕，昔日划分的地盘形同虚设。如今日寇退去，港英当局忙于重建无暇他顾，“和安乐”“和胜和”“福义兴”这些扎根港岛数十年的老牌帮会，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忙着收拢旧部、吸纳流民，在码头、油麻地、深水埗这些龙蛇混杂的区域，重新划定势力范围。
街头的火并时有发生，巷尾的血迹尚未干透，新的地盘争夺又已打响。可就在这混乱的扩张期，徐渊和他的华渊集团，像一颗突然闯入棋盘的棋子，让所有帮会大佬都暂时收了锋芒，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审慎的观望——这头“过江龙”的到来，对他们而言，是藏着獠牙的危机，也是能分一杯羹的机遇。
油麻地一间隐蔽的茶楼包厢里，“和胜和”坐馆陈彪正捻着茶杯盖，听着手下汇报徐渊的近况。包厢里烟雾缭绕，坐着另外几个帮会的核心人物，个个面色凝重，没人敢轻易开口。
“听说了吗？九龙那间刚盘下来的厂房，前几天有几个不长眼的小混混去敲竹杠，想讹点保护费，结果连厂门都没进去，就被门口的几个护卫撂倒了。”说话的是“福义兴”的红棍李阿强，他比划着当时的场景，“那几个护卫看着不起眼，下手又快又狠，全是杀招，不像普通的打手，倒像是上过战场的老兵！”
这话一出，包厢里顿时安静了几分。帮会的人都是在刀光剑影里滚出来的，最能分辨对手的深浅。他们早就打探过，徐渊身边的护卫从不轻易显露身手，但偶尔露出来的破绽——比如腰间常年佩戴的军用匕首、走路时沉稳如桩的步法、眼神里不经意流露出的杀伐气，都在暗示这些人绝非善类。更让他们忌惮的是，有消息称，徐渊麾下那支盘踞缅北的精锐，不少人都是精通格斗、暗杀的好手，谁敢保证他没调些人手来香港坐镇？
更让帮会大佬们心里发怵的，是徐渊本人深不可测的底细。江湖上早有传闻，徐渊是“丹劲宗师”的修为，一身硬功登峰造极，只是向来低调，从不轻易显露。虽没人亲眼见过他出手，但能在乱世中崛起，周旋于重庆高层与各路势力之间，还能牢牢掌控数万精锐，这样的人物，绝非只会赚钱的庸碌之辈。他们那些敲诈勒索、强买强卖的传统手段，对付普通商人或许屡试不爽，但用在徐渊身上，无异于以卵击石。
“和安乐”坐馆林叔叹了口气，指尖的烟卷燃到了尽头：“这人不是我们能惹的。他在内地能把实业做得那么大，连官府都要给几分薄面，手段肯定比我们狠辣。真要是触了他的逆鳞，别说我们这几个堂口，恐怕整个香港的帮会都得被他连根拔起。”
这话说到了所有人的心坎里。他们清楚，自己是扎根港岛的“地头蛇”，但徐渊是带着资本、势力和硬底气来的“过江龙”，龙争虎斗的结果，大概率是蛇死网破。与其冒然挑衅，不如先摸清底细，这是所有帮会达成的默契——徐渊的地盘，暂时碰不得。
忌惮归忌惮，徐渊带来的巨大利益，却让帮会大佬们无法视而不见。
华渊集团的动作越来越大：九龙的纺织厂已经开始招工，机器轰鸣声日夜不停；码头附近的仓储区正在扩建，未来会成为香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食品厂、医药厂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旦全面投产，必然涉及大量的物流运输、厂房安保、码头装卸业务——这些都是帮会势力传统上渗透极深的领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
“他的工厂要开工，工人得上下班，货物得运进运出，厂房得有人看场，这些都离不开我们。”陈彪敲了敲桌子，眼里透着精明，“我们不图别的，只求能分一杯羹，帮他打理这些杂事，赚点辛苦钱。”
于是，几大帮会开始了小心翼翼的试探。首先是“递拜帖”——不是帮会惯用的威胁恐吓，而是带着厚礼的恭敬拜访。拜帖上言辞恳切，既表达了对徐渊的敬畏，也隐晦地提及帮会在香港地面上的“影响力”，暗示可以为华渊集团的业务提供“便利”。
徐渊的别墅门口，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穿着体面、带着礼盒的帮会中人，但徐渊始终未曾露面，只让管家收下拜帖，回复一句“徐先生知晓了”。
软的不行，就来些“硬”的展示。帮会的人开始在华渊集团的产业周边活动：码头附近，有小混混想骚扰华渊的商船装卸，刚动手就被帮会的人“恰巧”制止；工厂周边，有流民聚集闹事，帮会的人第一时间出面驱散，既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也卖了徐渊一个人情。
更有甚者，“和安乐”直接派人联系上华渊纺织厂的厂长，提出可以派人手负责工厂的安保，费用比市面上的保安公司低三成，而且保证“没人敢在工厂附近惹事”。条件只有一个：华渊集团的相关业务，优先交给他们帮会来做。
这些试探，既没有越界挑衅，也没有卑躬屈膝，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帮会大佬们心里清楚，他们要的不是对抗，而是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平衡，甚至是“合作共赢”的可能——徐渊需要他们稳住地面秩序，确保业务顺利开展；他们需要从徐渊的生意中获利，巩固自己的地盘和势力。
但这合作的主动权，始终握在徐渊手里。帮会们不敢逼得太紧，只能耐心观望，等待徐渊的回应。他们知道，这场博弈里，谁先沉不住气，谁就输了。
而香港的街头，表面上依旧平静，暗地里，帮会与徐渊之间的试探还在继续，与港英当局、本地豪强的角力也在悄然升温。这片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各方势力如同交织的暗流，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真正让徐渊重视的反而是老钱英资财团如怡和、太古等，在他眼里这些傲慢的“守成者”才是香港此时的“大庄家”。
徐渊没有亲自到达时，麾下经理团的精锐就已经把相关产业延伸到这里，最初这些鬼佬们的态度是轻视的，认为他们是不值一提的“战时暴发户”。
香港会包厢里，雪茄的醇厚烟雾与白兰地的酒香交织，怡和洋行大班约翰·凯瑟克指尖夹着雪茄，目光扫过窗外维多利亚港的船帆，嘴角勾起一抹倨傲的笑意。身旁，太古集团的掌舵人詹姆斯·斯莱特晃动着酒杯，冰块碰撞发出清脆声响：“香港还是我们的地盘，不是吗？”
这话得到了包厢内所有人的默认。怡和、太古、汇丰这些老牌英资财团，早已将香港视作自家世袭的“领地”。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它们凭借殖民特权深耕港岛，百年间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垄断网络——怡和掌控着航运、码头与大宗商品贸易，太古垄断了航空、糖业与部分制造业，汇丰则牢牢攥着香港的金融命脉，从货币发行到信贷审批，无一不在其掌控之中。日军占领期间，这些财团虽暂时撤回伦敦或转移资产，但根基未动；如今战事结束，它们迅速将战略重心转回香港，一边清点战后残留的产业，一边有条不紊地恢复昔日的垄断秩序，仿佛香港的百废待兴，不过是为它们续写辉煌铺路。
对这些“老钱”而言，香港的经济规则早已由它们制定，任何外来者都该循规蹈矩，绝无挑战其地位的可能。而徐渊与他的华渊集团，起初不过是它们眼中无足轻重的“闯入者”，一场注定转瞬即逝的插曲。
“徐渊？那个从重庆来的东方商人？”当手下向约翰·凯瑟克汇报华渊集团在九龙设厂的消息时，他正专注于研究赛马会的赛事手册，头也未抬。在他看来，徐渊这类凭借战争机遇崛起的商人，终究难逃“暴发户”的宿命——资本或许雄厚，但缺乏百年财团的底蕴与格局，更不懂香港商界“隐形的规矩”。
斯莱特在一旁附和：“战时发点横财罢了，他的资本撑死了是‘临时储备’，怎比得上我们百年积累的根基？”包厢内的其他财团大佬纷纷点头，言语间满是不屑。他们习惯了以“殖民精英”自居，骨子里瞧不上非英籍商人，尤其认为华人商人即便有钱，也只能在民生领域做点小生意，绝无能力染指金融、航运、大宗商品这些“核心赛道”。
这种轻视并非毫无根据。在英资财团的认知里，香港的经济命脉早已被它们绑定：码头装卸要靠怡和的工头，货物运输要走太古的航线，资金周转离不开汇丰的贷款，甚至工厂的原料采购，都要通过它们掌控的贸易渠道。外来者想要立足，要么依附于它们的体系，要么只能在边缘地带挣扎。他们听闻徐渊带着资本和设备来港，却只当是又一个想趁着重建捞一笔的投机者，觉得他迟早会因为不懂“规矩”而碰壁，或是乖乖臣服于英资的垄断体系。
更让它们傲慢的，是背后的殖民背景。港英当局的核心官员多来自英国本土，与这些老牌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汇丰的董事曾担任港府财政顾问，怡和的大班是总督的座上宾。它们坚信，港府会始终维护英资的核心利益，任何试图挑战这一格局的势力，都会被轻易打压。因此，华渊集团初期的注册、设厂，在它们看来不过是港府为了短期重建而做的“权宜之计”，根本动摇不了它们的统治。
那段时间，香港会、赛马会这些英资精英聚集的场所，时常能听到对徐渊的轻蔑议论：“听说他在九龙买了块地？那地方战前就是贫民窟，翻不起什么浪”“他的纺织厂？不过是小打小闹，太古的纺织业务随便动一动，就能让他无利可图”。没人真正把这个“过江龙”放在眼里，直到华渊集团的一系列动作，狠狠打了它们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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