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渐浓，京城的天空显得格外高远。随着王府名下产业信息网络的铺展，那些来自市井街巷、田间地头的“风闻录”中，除了商业动态与官场碎语，也越来越多地触及到底层民生的艰辛。
其中，不少信息都隐隐指向同一件事——许多贫寒之家，即便是最简单的让孩子识几个字、学点算数的愿望，也因束修昂贵或无暇顾及而难以实现。
这些细碎的信息，如同水滴，一点点汇聚在安安的心头。她深知教育之于个人、之于家国的重要性，也更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拥有读书习字的机会是何等幸运。一个念头，在她心中逐渐清晰、成熟。
她决定以珩王妃的名义，开办一所义塾。
此举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一方面，这确是善举，能切实帮助一些贫苦孩童，符合她“润物”的本心，也能为王府和她个人赢得更好的民间声誉，乃至皇室认可。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她将此视为未来书院计划的一块至关重要的“试验田”。
她脑海中的许多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乃至教材内容，都需要一个真实的环境来检验和调整。
在规模宏大、目标深远的书院正式面世之前，这所小型的、不起眼的义塾，正是最理想的演练场。
她没有大张旗鼓，而是通过赵长史，在京西一处由王府暗中支持、香火不算旺盛的“慈恩寺”旁，赁下了一处闲置的院落，稍作修葺，挂上了“珩王府义塾”的朴素匾额。
消息传出，自然在民间引来了不少赞誉。“珩王妃心善”、“菩萨王妃”的名声不胫而走。皇室那边，帝后听闻，亦觉面上有光，认为此举体现了皇家仁德，体恤民瘼，皇后还特意赏下了一些笔墨纸砚以示支持。一切都如同安安所预期的那般，表面的目的顺利达成。
然而，在这层慈善的光环之下，义塾内部的运作，却悄然遵循着安安独特的构想。
她没有亲自出面教学，甚至很少亲自前往，一切明面上的事务都交由一位聘请来的、德高望重却因年纪大了而退出族学教学的老秀才负责打理。但她却是这所义塾真正的主导者。
首先便是学生的招收。她定下规矩，只收真正贫寒之家、年岁在七至十二岁之间的孩童，需有邻里保正作保，确保家境属实。此举意在将资源真正用于需要之人，也避免了一些企图攀附王府之人将子弟塞入。
接着是师资。她聘请了三位先生：一位便是那管理事务的老秀才，主要负责蒙童识字和基础的礼仪教化；一位是王府产业中退下来的、精于珠算和记账的老账房，负责教授实用的算术；而第三位，则是她深思熟虑后安排的——孟溪亭。
此时的孟溪亭，已在墨韵楼工作了一段时日，其学问功底、严谨态度以及对各类知识的广泛兴趣，都让安安颇为满意。让他去义塾授课，一是可以进一步观察其品性与教学能力，二是借他之口，尝试向这些蒙童传递一些更开阔的视野。她让孟溪亭不必讲授高深的经义，而是结合地理杂记、历史故事，向孩子们介绍山川风物、古今贤达，旨在启蒙其心智，开阔其眼界。
最核心的，是教材与教学内容。安安亲自编写了用于识字的《蒙训千字文》，摒弃了一些陈腐艰深的内容，选取了更贴近生活、更富韵律和画面感的字词。算术方面，她让老账房摒弃了复杂的“鸡兔同笼”，而是从认识铜钱、简单的货物买卖计算教起，务求实用。
她甚至设计了一些简单的游戏，将识字与算术融入其中，试图让学习过程不那么枯燥。她还规定，每旬有一次“劳作课”，孩子们需在义塾的小小后院中，学习辨认常见的蔬菜草药，或是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清扫整理，旨在培养其动手能力与对劳作的尊重。
义塾开办之初，自然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有的孩子坐不住，有的家境实在太难，来了几日便被迫回去帮衬家里，有的对算术毫无兴趣。老秀才起初对孟溪亭讲授那些“杂学”颇不以为然，认为蒙童就该老老实实背诵经典。
这些情况，都通过老秀才的定期汇报和安安自己偶尔的暗中观察，一一反馈到她这里。她并不急于求成，而是耐心地记录下这些问题，思考着对策：是否可以对坚持来学的孩子提供一顿简单的午食？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吸引孩子的兴趣？如何与老秀才沟通，让他理解“开阔眼界”的重要性？
她将这些思考与尝试，都详细记录在一本名为《义塾事录》的册子里。这里面没有宏大的理论，只有具体的问题、尝试的解决方法及其效果评估。这本册子，远比任何蓝图都更为珍贵，它是她教育理念在现实土壤中的第一次扎根与生长。
数月过去，这所小小的义塾逐渐步入正轨。朗朗的读书声和偶尔孩子们游戏时的欢笑声，从慈恩寺旁的院落中传出。虽然能改变的命运有限，但至少，有那么几十个孩子，因此认识了字，学会了算数，听到了山外的故事，眼中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光彩。
民间对珩王妃的赞誉愈发真挚，帝后也愈发觉得这个儿媳选得称心。而安安自己，则在一次次的问题梳理与策略调整中，对如何办学、如何育人，有了更为深刻和实际的认识。这块小小的“试验田”，正悄无声息地，为她心中那座宏伟的“澜兮书院”，积累着最宝贵的经验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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