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普林斯顿，新泽西州的秋天。阳光透过高大的橡树，在高等研究院（IAS）新建的哥特式建筑群的红砖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这里的空气清新、宁静，与欧洲大陆正在经历的、将文明拖入深渊的惨烈战火形成了令人窒息的反差。普林斯顿成了战乱中一块珍贵的、暂时的和平绿洲，一个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力量艰难维系的思想避难所。大批欧洲顶尖学者，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库尔特·哥德尔、约翰·冯·诺依曼，以及我们的主角——赫尔曼·外尔，已在此栖身。
然而，战争的阴影无处不在。它萦绕在每一位流亡学者紧锁的眉宇间，回荡在每一封来自故土却突然中断的家书背后，沉淀在每一次关于欧洲同事命运的不安低语中。原定于该年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Icm）早已无限期推迟，全球性的学术交流网络被彻底撕裂。在人类理性看似最黑暗的时刻，一个决定被做出了——一个近乎悲壮、充满象征意义的决定。
在赫尔曼·外尔的极力主张和奔走下，第四届黎曼猜想致敬讨论会，决定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强行召开。
这不再是一次通常意义上的学术会议。没有盛大的开幕式，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参与者，没有政府或学术机构的官方贺电。它更像是一次秘密的守夜，一次流亡中的弥撒。与会者名单极短，仅限于已抵达美国的、与黎曼猜想研究最核心相关的寥寥十数人：赫尔曼·外尔、卡尔·西格尔（历经周折最终得以离德）、理查德·库朗（也已流亡）、以及几位最顶尖的美国同行和年轻助手。空气沉重得能拧出水来，每一次握手都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与对未知未来的深切忧虑。
会议地点被安排在研究院一间最僻静的小型研讨室。没有悬挂任何旗帜，唯一的装饰，是外尔坚持带来并悬挂在黑板侧上方的、那两幅已然有些磨损的伯恩哈德·黎曼与艾莎·黎曼的肖像。肖像中的父女俩，带着他们那个时代的沉静与深邃，凝视着这间挤满了流亡者、弥漫着创伤与坚韧的房间，仿佛在无声地询问着人类理性的命运。
外尔站起身，走向讲台。他比几年前在苏黎世时苍老了许多，脸上刻满了背井离乡的疲惫与忧思，但那双眼睛依然燃烧着不屈的智力之火。他没有用任何开场白，而是用略带沙哑却异常坚定的声音，直接宣告：
“先生们，我们在此聚集，并非遵循日程，而是履行誓约。”
他的目光扫过每一张凝重而熟悉的面孔。
“Icm可以延期，国界可以封锁，战争可以摧毁城市，但黎曼讨论会，必须召开。”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敲打在每个人的心上，“为什么？因为这座圣殿，它从不真正存在于哥廷根、苏黎世或普林斯顿的任何一座建筑之中。它建立在对绝对真理的共同信念之上。只要这份信念仍在，只要还有数学家愿意为之思考，圣殿就永不倒塌。”
“我们今天的人数，是历届最少。”外尔继续道，语气中没有任何伤感，只有钢铁般的意志，“但我们所代表的，不是某个国家或机构的荣誉，而是数学本身在人类文明中的存续。我们在此所做的每一次报告，所进行的每一次讨论，都是对正在发生的非理性浪潮的最有力的抵抗，是对我们失散的、乃至可能已罹难的同行们的最深切的致敬。我们在此证明：真正的世界不毁，数论永恒！”
这番话，彻底定下了会议的基调。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学术交流，这是一次庄严的宣告，一次文明的坚守。接下来的报告，就在这种混合着巨大悲怆与极致理性的独特氛围中展开。
卡尔·西格尔走上了讲台。他面容清癯，眼神比以往更加锐利，也更深沉。他没有带来任何关于“西格尔公式”或类似宏大框架的演讲。在如此背景下，任何形式的学术炫耀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是一种亵渎。他带来的，是一份极其精细、严谨、甚至有些枯燥的工作报告：关于黎曼手稿中某一页特定演算的严格化与补充证明。
他的声音平稳，语调没有任何起伏，仿佛外界的天崩地裂与他无关。他详细地展示了他如何用现代复分析工具，一步不漏地、填补了黎曼在一个关于ξ函数积分表示上的“跳跃”。没有激昂的宣告，没有前景的展望，只有绝对的严格，极致的精确，以及对历史文本一丝不苟的尊重。
然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刻理解这份“枯燥”之下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与深意。在西格尔那冰冷逻辑的演绎中，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抵抗——用理性的绝对严谨，对抗世界的彻底疯狂。西格尔是在用他的方式宣告：无论外界如何，数学的标准不容降低，对真理的追求不容丝毫懈怠。他的每一个定理，每一个引理，都是投向非理性深渊的一枚理性的炸弹。
会议没有热烈的掌声，只有报告结束后，长时间的、沉思般的寂静，以及与会者之间沉重的、会意的点头。这寂静，比任何欢呼都更有力量。
随后，几位年轻的美国学者也做了报告，内容多与“流形法”的初步尝试和数值验证有关。虽然远未达到革命性的突破，但它们代表了火种的延续。外尔和库朗认真地听着，不时提出尖锐而富有建设性的问题。他们不仅在评估学术内容，更是在审视和培养未来的希望，确保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后继有人。
会议的最后，没有颁奖典礼，也没有盛大的闭幕词。外尔再次站起身，走到黎曼父女的肖像下。他没有总结学术成果，而是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事。
他从讲台下，取出了一本早已准备好的、纸张泛黄的杂志副本——1859年的《柏林科学院院刊》。
“按照传统，”外尔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庄严感，“在会议的最后，让我们重读原典。”
他翻到那篇着名的论文《论小于给定数值的素数个数》，开始用清晰的语调，缓缓地、庄重地朗读起来。他读得很慢，每一个定义，每一个公式，每一个猜想，都读得清清楚楚。
“……很可能，所有的根都是实的。当然，这里需要一个严格的证明……”
当外尔读到黎曼写下那个着名猜想的句子时，房间里所有人的呼吸仿佛都停止了。这一刻，时空被奇异地压缩了。1859年的柏林，1930年代的哥廷根与苏黎世，与1940年流亡中的普林斯顿，通过这篇不朽的论文，连接在了一起。战争、政治、流亡、个人的生死……所有这些似乎都褪去了，只剩下那个纯粹的、永恒的、悬而未决的数学问题，以及人类面对它时，所展现出的那种不屈不挠的、超越时代的理性精神。
朗读完毕，外尔合上杂志。
会议结束了。
人们默默地站起身，没有过多的交谈，依次默默地离开会议室。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经历洗礼后的平静与坚定。他们知道，他们守护了某种比自身生命更重要东西。
第四届黎曼讨论会，这场在战争阴云下、于流亡之地强行召开的会议，其意义早已超越了任何具体的数学进展。它成为一个传奇，一个符号。它向世界宣告：数学的圣殿，建立在人的心智之中，只要还有一个人在思考黎曼猜想，只要还有一群人以如此庄严的方式聚集在一起探讨它，那么，这座圣殿就永不陷落。真正的世界（数学的、理性的世界）不毁，数论（作为人类理性最高追求之一的象征）永恒！
零点的未尽之路，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在普林斯顿那片小小的绿洲上，被赋予了一层更加悲壮、更加神圣的光辉。这条路，从此不仅通向数学的真理，也通向人类精神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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