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会安排在市民中心新修的报告厅。冬日的光从天窗斜切进来，落在一排排木椅的靠背上，像给木纹描了浅金的边。门口的指示牌没有写“内部”，只写了四个字：公众旁听。
许棠站在台侧，黑色法袍换成了深灰西装，气质却没变——干净、克制、耐心。她先把麦克风调低了一指，回身对我们说：“今天的复盘不讨论立场，只讨论流程。说服与被说服都不是目标，弄清与被弄清才是。”
台上摆了三张长桌，分给检方\/纪检\/平台三方。我们的“透明基金会修复组”被安排在第二排，随时可以起身回答。公众席从后向前坐满，靠过道的位置坐着几位志愿者，他们胸前的小牌子写着“记录员”。
许棠敲响第一槌，不是木槌，是一只细窄的金属笔帽敲在桌沿上，发出清清的一声：“复盘开始。第一议题——‘模型如何落到城上’。请技术端用人话讲。”
安然起身，把“训练—权重—下发”的闭环动画打开。她没有念术语，只指着屏幕上一盏盏从灰到亮的灯：“每一个权重调整，都会把城市的某一盏灯挪动一个优先级。如果我们把‘社会成本’低估了一点点，偏向会像潮水一样走到某个街区。潮水声小，但会把人往后推。”
台下有位老人举手，志愿者把流动麦克风递过去。老人说他听不大懂“权重”，只想知道凭什么他家那条路一拖再拖。安然想了想，改口：“您可以把‘权重’当作排队的抽号机。本来您前面只有十个人，有人把抽号机稍微调了一下——您就排到后面去了。”
老人“哦”了一声，笑了：“那我懂了，是谁把抽号机动了？”
“今天，我们不点名。”许棠接过，语气柔而硬，“我们只把动抽号机的手法拆出来，重新装回一个透明外壳。以后想动，先得让大家看见。”
第二议题——“证据如何被保全与采信”。纪南川把“证据回光”的时间线摊开，从会所名册到训练日志，再到离岸协作函，逐一标明来源、链路、复验口。许棠打断他一次：“这一步可不可以被普通人复现？”纪南川点头：“可以。我们把脚本放在证据室‘复验角’，有疑问随时留言。”
公众席有人举牌“请慢些”。许棠真的慢了，她让每位发言者都把描述换成生活语言。一个小伙子问“为什么不把人揪出来吊起来打”，许棠没有生气，只说：“惩罚是一种工具，不是一种情绪。”
第三议题——“蓝条作假后，如何‘修而不遮’”。我起身，背后能感觉到衣料被暖气烘得微微发热，像一层看不见的勇气。我把“明面修复地图”投在大屏，点开“楼道灯—江宅2-单元”。屏幕上跳出一张平平无奇的照片——夜里的走廊被换新灯照得洁白，边角还有没擦干净的水痕。
我对着公众席说：“大家可以点任何一盏灯，任何一张桌，任何一个午餐点。好使吗？请你们告诉我们。不好使？请你们在底下留言，我们第二天回门。”
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小题’拿到台面上？”我说：“因为当初我们就是在小题里输掉的。现在要一件件把它们拿回来。”
第四议题——“旁听常态化”。这个议题最像“制度”。许棠宣布：从本月起，所有“公共项目复盘会”开放记名旁听，旁听员不抽签、不摇号，先到先得，只需完成一节“程序可听见”的基础课。她强调：“参与是权利，也是功课。”
台下响起掌声，掌声里夹着不均匀的笑。有人喊：“我们愿意上课！”又有人补上一句：“别光上，给卷子！”许棠顺势点头：“有卷子，有答案，也有错题本。”
临近尾声，是公众自由问答。一个女教师说她的学生把“证据室·教材版”搬进课堂，问我们是不是在把孩子拖进大人世界。我回答：“不是把孩子拉进来，是把真实带进去。孩子们会看见：诚实不是一张概念卡，它会在手上留下红印子。”
最后一问，是一位身着工服的年轻父亲。他说：“我今天是请假来听。我只想问，以后如果又有人把‘抽号机’动了，我们怎么知道？”
“你不用知道是谁动了。”许棠看着他，“你只需要按一下报警键——我们会告诉你哪一只手，把它的动作拆开，再装回去，让每个抽号都在阳光下。”
复盘会结束，我们从后门出去。台上灯一盏盏灭下去，像潮水退回海心。风从堂前穿过，暖气余温还在。顾琴挽住我的手，小声问：“你觉得今天好使吗？”
我点头：“好使。”说完才发现，自己学会用这两个字回答很多比它更大的词。
夜里，公众版回放上线。留言第一条写：“我第一次觉得‘旁听’不是看热闹。”安然在群里发了一个笑脸：**“旁听＝参与的第一阶。”**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心里那根弦，慢慢松下去，又慢慢绷回来——不是疲惫，是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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