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人大办公楼外的台阶被晨霜轻轻糊了一层白，踩上去像踩在一页未拆封的信纸上。电梯门开合之间，我听到走廊里传来熟悉的脚步声：纪南川的，从容而稳；许棠的，短而明，像每个逗号都知所止；还有安然，把围巾往下压的时候，总会“嗯”一声。
今天的议程很短，却是漫长道路里的一颗钉子——《透明治理条例》进入二读日程。会议室的屏幕先亮起一行字：“程序可听见”。这四个字在不同人眼里意义不同：对我，是一盏灯；对有人，是一面镜。
“二读的差异条款，先按顺序。”主持人敲了敲桌面，眼神扫过人群，“公众旁听区请保持安静，‘问题卡’会在每一节末尾回收。”
我们坐在列席席最后一排，视线恰好越过几位旁听的退休工人。一位大爷把“问题卡”写得密密麻麻，边写边掐着手指头，像在给自己的句子数拍子。另一侧，一个戴红框眼镜的女教师带了四个学生，他们把“证据室·教材版”的笔记本按颜色排好，蓝色写“流程”，绿色写“人”。
第一节：“证据保全与采信”条。纪南川被点名作列席说明。他把话说得极慢：“条例不是为了多造一把刀，而是为了把刀——挂回墙上。‘会所影像’类证据的采信必须满足三项：一，取得方式可复验；二，侵害最小化；三，公证链全流程开放。我们主张‘先证据，后情绪’，也主张‘情绪可以进入证据叙事’，但不能取代它。”
对面某位代表提出担心：“如果公众误读，可能形成‘全民取证的狂欢’。”安然抬手示意要发言，主持人点头。她把“实例库”的公众版投在小屏：“我们不鼓励‘抓人’，我们鼓励‘抓手法’。‘指尖热力’‘回跳路径’‘价差轨迹’……每一项都可以不带名字地被公众学习。条例的作用，是在教大家如何不被假图骗，也教平台如何把可复验的门一直开着。”
第二节：“平台责任”条。裴念在列席席轻轻咳了一下，她负责把“证据优先权重”的公众表达讲清楚。她说话没有抑扬顿挫，却有一种诚实的耐心：“平台不是法庭，但可以做前厅。我们把最容易误伤的‘情绪帖’降权，把‘证据帖’和‘修复帖’抬上来。有人问这是不是‘冷漠’，可我昨天在‘失败回执之夜’看到一面墙，写满‘今天没做好’，我们用了三个小时，只说明天怎么做。我相信解释明天比消费今天更重要。”
第三节：“公开听证与旁听常态化”条。许棠起身，她的声音像偶尔落雪——不密，但落下就化进土里：“旁听不是看热闹，是学会提问。条例设立‘旁听基础课’与‘错题本’制度，问了错问题不丢人，丢人的是永远不问。复盘会将采用‘先做后讲’流程，‘讲’只讲做得怎样。”
公众提问环节，一位老人举牌，女教师把流动麦递过去。老人问得很简单：“我们怎么知道抽号机又被人动了？”许棠回答：“不必知道是谁先动。条例强制每一次‘权重调整’留下可读记录，并在证据室设‘公众报警键’。你按下去，我们告诉你哪一只手在动，把它的动作拆开，再装回去。”
会场沉静了一会儿。某位代表提出另一项担忧：“我们是否过分强调‘公开’，导致执行变慢？”我被主持人点名，起身，心口那条细线绷了一下又松：“慢，是为了稳。‘蓝条到院’从纸面起算到床旁落地，只花了四十八小时——因为我们把流程拆得足够清晰；‘失败回执之夜’三天内回话，是因为我们把欠账贴在墙上。公开不是拖延，是倒计时。”
旁听区掌心的纸张一阵沙沙。那四个学生中最小的一个举手，主持人微笑： “请。”小女孩站起来：“我学到一件事——名字会让人兴奋，手法会让人清醒。我可以把这句写进作文本吗？”会场里有人笑了，笑意不嘲讽，像一扇窗被从里往外推开。
中午休会时，我在走廊里接到母亲的短信：“保温桶在门口，给你和同事。”我下楼去取，看见她站在安检外，手里捧着那个我们家用了多年的旧桶。她朝我摆手：“好使吗？”我点头：“好使。”她又补了一句：“别忘了吃饭。”
下午的议程只剩程序性安排——二读日程正式排上。主持人敲下那一下时，窗外阳光刚好从云缝里出来，照得桌面和麦克风都亮了一下。安然在我耳边小声说：“像给一行字加粗。”
散会后，公众区的“问题卡”装成一叠，志愿者往袋子里塞。那位大爷追上来问我：“丫头，你们这条例啥时候好使？”我回答：“在路上，就是好使。”他说：“行，我等。”说完，他把口罩往上提了提，像把一个微小的动作也做成了郑重其事。
黄昏里风更冷。我站在台阶上看人群散去，手机震了一下，是黎薇发来的“加密同步”提示：“第三批离岸流水，今晚到港。”她加了一个字——“全”。我把手机攥紧，心里有一种熟悉的预感在升起：大海的回声，要上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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