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的断裂在第三天变得具体而刺痛。王蓉按照qq号主人回复的模糊指引，找到了省城西郊一个已经拆迁的城中村旧址。眼前只有一片瓦砾，推土机在冬日的薄雾里像沉默的巨兽。
半年前就拆了。旁边小卖部的老板裹着军大衣说，原来住这儿的人，有的回了老家，有的搬到更远的郊区去了。
王蓉站在废墟边缘，手里捏着那张写有地址的纸条。风卷起沙土扑在脸上，她没躲。这场景太熟悉了——四年来，无数次这样的时刻：循着线索赶到某个地方，发现那里的人已散，痕迹已灭，希望像沙堡一样被潮水带走。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周文。找到了吗？
拆了。人都散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回来吧。我这边有个新发现。
回到临时租住的小屋时已是傍晚。周文正对着电脑屏幕，眉头紧锁。桌上摊着几张打印出来的照片，像素很低，像是从监控录像里截取的。
这是什么？王蓉脱下沾满灰尘的外套。
省汽车站2010年的监控存档。周文指着其中一张，你看这个穿蓝色棉袄的女人。
照片是黑白的，很模糊。一个瘦削的女性背影，正走向长途客车。她背着一个鼓囊囊的编织袋，头发扎成低马尾。拍摄时间是2010年11月3日下午四点十七分——正是赵巧嘴所说的那年冬天。
能确定是她吗？
不能。周文诚实地说，但时间、地点、人物特征都对得上。更重要的是——他放大照片一角，你看她右手。
模糊的像素点里，隐约能看到女人右手虎口处有一块深色印记。疤？还是阴影？
王蓉盯着那块印记，心跳加速。她想起姐姐小时候那次意外：七岁那年秋天，姐姐在院子里帮忙剥玉米，镰刀滑脱，在右手虎口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伤口愈合后，留下一个蚕豆大小的褐色疤痕。
还有这个。周文调出另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合影，拍摄于某个工厂宿舍。八个女工挤在铁架床前对着镜头笑，照片已经泛黄，边缘有折痕。周文用红圈圈住后排最左边的人——一个低着头、只露出侧脸的女性。
这张照片是我从一个劳务中介那里要来的。他说2011年左右，有一批女工从我们老家的县劳务输出到省城的服装厂。这是当时的欢送合影。
王蓉凑近屏幕。被圈出的那个侧影很模糊，眉眼看不真切，但那种微微低头的姿态，那种拘谨的肢体语言，像极了姐姐。
能联系到拍照片的人吗？
正在试。周文说，中介只记得是个女工头拍的，姓什么忘了。服装厂三年前就倒闭了，工人四散。
希望又一次以这种暧昧的方式出现——像雾中的灯火，看得见光，却摸不着实体。
王蓉坐倒在椅子上，感到深深的疲惫。这四年的寻找像一场漫长的拔河，她在这头，真相在那头，中间是无数个像这样的模糊线索、破碎信息、无法验证的可能。
周文起身给她倒了杯热水。累了吧？今天先休息。
不累。王蓉接过水杯，握在手心，只是……每次觉得快找到了，它就跑得更远。
窗外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由远及近，又由远及远。这个城乡结合部的小区住满了外来务工人员，每天都有新的面孔出现，旧的面孔消失。如果姐姐真的在这里生活过，她也是这流动潮水中的一滴，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走。
我查了那家服装厂的女工档案。周文坐回电脑前，倒闭时很混乱，大部分档案都丢了。但我在劳动局的调解记录里找到一个名字：王芳。2012年3月，因工伤赔偿纠纷投诉，备注‘听力障碍，沟通需纸笔’。
王芳——姐姐可能用的化名之一。
后来呢？调解结果呢？
记录显示‘双方达成和解，但具体内容没写。投诉人留下的联系地址是……周文顿了顿，就是我们今天去的那片拆迁区。
房间突然安静。窗外的风声，远处工地的打桩声，邻居家的电视声，都变得清晰可闻。王蓉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不是失望，而是一种确认：姐姐真的在这里生活过。在这片土地上，在这座城市的缝隙里，她曾经存在过。
所以我们现在有：2010年冬天的汽车站监控，2011年的合影，2012年的投诉记录。王蓉慢慢梳理，时间线连上了。
但2012年之后呢？周文问，如果她还在省城，会去哪里？
王蓉走到窗边。夜色中的城市灯火辉煌，高楼大厦的轮廓在天际线上切割出锐利的线条。这座城市有太多隐藏的角落：地下室、阁楼、城中村的隔间、工厂的集体宿舍。一个决心隐藏自己的人，可以像水滴汇入大海一样消失其中。
也许该换个思路。她转身对周文说，我们一直在找王玲，但这些年，她可能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新的名字，新的身份，新的生活。如果我们继续用旧的信息去找，可能永远找不到。
你是说……
我想找的不是我的姐姐王玲，而是一个从2002年冬天开始流浪的聋哑女性。王蓉的眼睛在昏暗的房间里发亮，她可能叫王芳，可能叫李静，可能叫任何名字。她可能在服装厂、电子厂、餐馆、保洁公司工作过。她受过伤，维过权，搬过很多次家。她在这座城市留下了痕迹——只是这些痕迹散落在不同的系统里：劳务局的投诉记录，派出所的暂住登记，医院的病历，甚至收容站的档案。
周文看着她，慢慢露出笑容：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线性寻找，是拼图。把散落在各处的碎片收集起来，拼出她这些年的轨迹。
对。王蓉走回桌边，拿起那张泛黄的合影，就从这张照片开始。找到拍照的人，找到其他七个女工。她们中也许有人记得她。
这个任务听起来同样艰巨，但至少有了明确的方向。不像之前那样，在茫茫人海中盲目打捞。
深夜，王蓉坐在床上，对着台灯细看那张合影。照片上的八个女性都很年轻，最大的不过三十岁。她们挤在一起，对着镜头露出羞涩或灿烂的笑容。只有那个被圈出的侧影低着头，像在躲避什么。
王蓉想象那个场景：2011年的某个日子，一群即将离乡的女工在宿舍合影留念。她们对未来既期待又恐惧，不知道城市会带给她们什么。姐姐站在人群边缘，低着头，因为她听不见摄影师的指令，也不知道该看哪里。
姐，王蓉对着照片轻声说，如果你在这里面，如果你能看见——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赵片当然不会回答。但王蓉觉得，那个模糊的侧影似乎微微动了一下。她知道这是错觉，是疲惫的眼睛产生的幻觉。但在这个寻找了太久的深夜里，她愿意相信这种幻觉——相信姐姐在某个地方，能感受到这份寻找的执着。
窗外，城市的灯光彻夜不眠。在这千万盏灯火中，是否有一盏是为姐姐点亮的？
王蓉不知道。但她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她会继续寻找。一张照片，一个名字，一段记录，慢慢地、耐心地，拼凑出姐姐失踪这些年的人生轨迹。
这很慢，很难，但这是唯一的路。
她关掉台灯，在黑暗中躺下。手里还握着那张合影，仿佛这样就能离姐姐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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