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德新朝的“新气象”如同初春的嫩芽，看似生机勃勃，实则根基尚浅，脆弱易折。随着新政的深入推行，那些在最初被《拨乱反正令》的雷霆手段暂时压制下去的阻力，开始以更为隐蔽、却也更为顽固的方式显现出来。
阻力首先来自于**财政的拮据**。减免天下赋税，停罢大型工程，直接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虽然始皇帝时期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坐吃山空并非长久之计。治粟内史郑国多次向李斯呈报，各地官仓的存粮和府库的金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耗。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军队开支，以及皇帝偶尔必要的赏赐，都让郑国内史感到捉襟见肘。
“丞相，”郑国面带忧色，“去岁岁入不足往年四成，而各项开支，即便已大力削减，仍浩繁如昔。长此以往，不过三五年，府库便将告罄。届时，莫说边军粮饷，便是百官俸禄，恐也难以为继啊！”
李斯盯着案上的财政简报，眉头紧锁。他何尝不知此中艰难？与民休息的政策，本质上是用国家的存量财富来滋养民力，这必然有一个痛苦的阵痛期。“开源节流”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如登天。“节流”已近乎极致，难道要重新加征赋税？那无异于自毁新政，失去民心。那么，“开源”之路在何方？恢复盐铁专营？提高关市税率？这些都在考虑，但推行起来，同样会触及新的利益群体。
比财政压力更棘手的是**来自官僚体系内部的消极执行**。许多官吏，尤其是那些在旧有体制下如鱼得水者，对新政阳奉阴违。他们不敢公开对抗《拨乱反正令》，却可以在执行细节上做文章，拖延、推诿、曲解政令。
例如，在安置返乡刑徒和民夫时，一些地方官吏故意拖延办理户籍和田亩手续，或是在分配土地时，将贫瘠偏远之地分给他们，导致其生计艰难，甚至被迫再次流亡。在推行屯田政策时，某些郡守将肥沃之地留作己用或分给亲信，而将难以开垦的荒地划给屯田卒，导致屯田效果不彰，怨声载道。
这些行为，往往抓不到确凿的把柄，难以用“违抗诏令”的罪名进行严厉惩处，但其破坏力却不容小觑。它们如同无数细小的沙砾，悄然侵蚀着新政的根基，使得中央的仁政在基层变形走样，皇帝的恩泽无法真正惠及百姓。
此外，还有一股力量在暗中**散播流言，质疑新政**。流言多起源于一些失意的旧勋贵和被触犯利益的宗室之中。他们不敢公开指责皇帝，便将矛头隐隐指向李斯。
“丞相独揽大权，架空陛下，其所行新政，名为恤民，实为收买人心，树立私威！”
“停罢先帝工程，减免赋税，此乃否定先帝功业，是为不忠不孝！”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北有匈奴虎视，内有六国遗孽，府库空虚，武备松弛，大秦危矣！”
这些流言在咸阳的坊间和部分低级官吏中悄然传播，虽然尚未形成气候，但其毒害性极大。它们试图在新帝与丞相之间制造隔阂，将李斯描绘成一个欺君罔上、祸乱朝纲的权臣，将新政描绘成亡国之策。
李斯通过自己的信息网络，对这些阻力心知肚明。他感到一种无形的网正在慢慢收紧。他知道，自己不能退缩，新政一旦停滞或倒退，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帝国将迅速滑回老路，甚至可能因为反弹而爆发更大的危机。他必须找到办法，打破这僵局，而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手腕，更需要皇帝坚定不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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