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与扶苏皇帝都清楚地看到了关东地区那弥漫的疑虑与隔阂。仅仅依靠减免赋役等普惠性政策，并不足以化解六国遗民心中沉积已久的坚冰。在“郡县新政缓推行”的总体框架下，一项更具针对性、也更为大胆的策略被提上日程——**对六国遗民施行“怀柔政策”，主动施恩，以求笼络人心，消弭隐患。**
这一策略的制定，充满了政治智慧与风险权衡。李斯深知，过于急切或明显的拉拢，反而会引人怀疑，甚至被旧贵族利用。因此，他设计的“怀柔”并非赤裸裸的收买，而是一系列精心策划、看似顺理成章的“施恩惠”。
首先，是在**文化层面**的有限度松绑。李斯建议并得到扶苏批准，下令各郡县搜集、整理在战乱和“焚书”中散佚的百家典籍，特别是原六国之地流传的诗歌、史册（剔除了明显反秦的内容）。这项工作由博士官牵头，并允许地方上有声望的学者参与。此举意在表明新朝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向六国士人传递一个信号：大秦并非要彻底毁灭你们的过去。一些原齐、楚之地的老学者，被征召参与此事，虽然心中仍有芥蒂，但能够重新接触和整理故国文献，内心深处的抵触情绪确实缓和了一丝。
其次，是在**用人政策**上做出微调。李斯向扶苏提出，在选拔基层官吏时，在同等条件下，可适当考虑选用一些原六国之地、素有清名且并无明显反秦言行的地方贤达或他们的子弟。这不算是“举荐制”的回归，而是在严格的考绩制度之外，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给予六国遗民中的温和派一个上升的渠道和归属感。例如，在原韩地，一位以孝悌和学识闻名乡里的旧贵族后裔，被任命为县丞，协助推行新政。这个消息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让许多观望者看到了一丝融入新朝体系的希望。
第三，也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扶苏皇帝在一次巡幸（规模远小于始皇）规划中，采纳李斯的建议，增加了**祭祀**环节。皇帝并非祭祀六国宗庙（那绝无可能），而是下令修缮并祭祀了一些原六国之地公认的先贤祠墓，如齐地的管仲墓、楚地的屈原祠等。扶苏皇帝亲自前往，以天子之尊行祭拜之礼，并发表祭文，称颂这些先贤的功绩与品德，表示作为天下共主，理当尊崇华夏共有的先贤。这一举动，政治意味极其浓厚，极大地安抚了当地士人民心。许多白发苍苍的旧地老人，看到秦皇帝在自己尊敬的先贤墓前恭敬行礼，不禁老泪纵横，心中对秦朝的敌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丝松动。
第四，是对待**被迁徙的六国贵族**后裔政策上的调整。始皇帝曾将十二万户六国豪强迁至咸阳附近监控。扶苏即位后，在李斯的谋划下，对这批人进行了甄别。对于那些安分守己、已无实际威胁者，适当放宽了监管，允许其在特定范围内活动，甚至允许其中少数有才学者进入较低的官府机构担任文书等职，或进入博士宫参与典籍整理。虽然并未恢复其昔日荣光，但至少使其看到了在秦体制内存活甚至发展的可能，减少了其铤而走险的动机。
这些“怀柔”措施，如同涓涓细流，并非立竿见影，但却在潜移默化地侵蚀着横亘在秦与六国遗民之间的高墙。它们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新朝愿意尊重过去，愿意接纳合作者，愿意共享太平。虽然怀疑和警惕依然存在，尤其是在那些铁心反秦的旧贵族核心圈子里，但在更广泛的六国遗民中间，一种微妙的变化正在发生。坚冰并未迅速融化，但其表面，已经开始出现细微的裂痕。李斯耐心地经营着这一切，他知道，要真正消弭数百年来列国纷争留下的隔阂，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持续而正确的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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