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岭南的医者们与瘴疠搏斗，并开始系统总结经验的数年里，帝国在其他广大统治区域，尤其是核心的关中、巴蜀、中原等地，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在扶苏与李斯推行的一系列“与民休息”政策下——减轻赋税、慎用民力、鼓励农耕、兴修水利、付酬募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连年的风调雨顺（或是水利设施发挥了作用，抗灾能力增强），加之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一个最直观的体现，便是人口的渐次繁衍增长。
以往在始皇帝时期，沉重的徭役和赋税，使得许多适龄男子长期离家，甚至客死异乡，严重影响了人口的正常增长。而如今，男子得以更多地留在家乡从事生产，夫妇团聚的时间增长，生育率自然提高。同时，朝廷明令地方官吏，需关注民生，帮扶鳏寡孤独，对于多子女的贫困家庭，有时还会给予一定的赋税减免或粮食补助，虽不普遍，却也释放了鼓励生育的信号。
随着粮食产量的稳步提升，饥荒的威胁减小，婴幼儿的成活率也有所提高。乡间闾里，孩童的嬉闹声似乎比以前更加响亮密集。各地郡县上报的户籍统计数据显示，户数和口数都在稳步而持续地上升。尤其是那些水利新惠及的地区和新开垦的荒地，吸引了周边人口的迁徙和聚集，形成了新的村落和乡邑。
人口的渐繁，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兵源，也意味着更多的税收和更庞大的内部市场。帝国的根基，正在变得更加厚实。而这种人口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也自然而然地推动着帝国向着拓展疆土的方向继续前行。
不过，此时的“拓疆土”，其内涵与始皇帝时期已有所不同。不再是那种急风暴雨式的、以军事征服为首要目的的大规模灭国之战，而是转变为一种更侧重于巩固、消化和稳步推进的策略。
在北方，蒙恬（或其继任者）镇守长城防线，采取以防守反击为主的策略，并不主动寻求与匈奴进行战略决战，而是通过屯田、筑城、小规模出击，逐步压缩匈奴的游牧空间，巩固已有的疆域。长城以内的新占领区，大量迁徙内地人口实边，建立军屯和民屯，将草原变为农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占领和开发。
在南方，对岭南的经略是重点。虽然瘴疫一度阻碍了进程，但随着医疗条件的初步改善和应对经验的积累，以及持续不断的、小批量的军民移民，秦朝对南海、桂林、象郡等地的控制正在逐步加强。征服与安抚并用，一方面对尚未归附的百越部族进行有限的军事清剿，另一方面则大力推广中原的农耕技术和文化，吸引乃至强制部分越人走出山林，编入户籍，纳税服役。同时，开辟道路，连接岭北与岭南，促进物资人员交流。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拓疆土，虽然速度较慢，但根基更为牢固。
此外，对于帝国西部——广袤的羌戎之地和尚未直接控制的河西走廊，朝廷也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策略。一方面加强陇西等边郡的防御，另一方面则尝试派遣使团，携带丝绸、瓷器、青铜器等物，与西域方向的部落进行接触和贸易，探听虚实，传播大秦的声威，为未来可能的西进打下基础。
李斯站在巨大的牛皮地图前，目光扫过帝国辽阔的疆域。他看到的不再是单纯依靠武力征服得来的土地，而是需要用心经营、使其能滋养人口、传承文明的基业。人口渐繁是国力强盛的基石，而有序的拓疆土，则是为了给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文明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一种更加成熟、更具可持续性的帝国战略。他深知，真正的强大，不在于疆域图上的无限扩张，而在于这疆域之内，是否人口兴旺，秩序井然，文明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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