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战略：工业输血线的延伸
在成功瓦解了“反秦联盟”并突破了西方“三高”技术封锁之后，秦烈清楚地认识到，大乾的工业化已迈过了“从无到有”的阶段，但要实现“从有到强”，必须解决**“工业原料与市场安全”**这一战略性问题。京津的钢厂需要铁矿石和煤炭，沪海的化工厂需要硫磺和油脂，而新兴的橡胶产业对东南亚的橡胶资源更是极度依赖。
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不仅在于其本土的工业能力，更在于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和资源输送线。一旦发生全面冲突，列强可以轻易切断大乾的海上生命线。
秦烈召集张之洞、沈文卿和海军提督丁汝昌，在秘密的京津军事会议室中，摊开了最新的世界地图。
“诸位，内陆已清，工业之壁已破。”秦烈的手指点在南洋群岛上，那片被英、法、荷三国瓜分的富饶之地。“但我们的工业心脏仍然脆弱，西方人只需在马六甲设置一道关卡，就能让我们重工业的大动脉停止跳动。”
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思想：“工业输血线延伸计划”。
“我们不仅要在本土制造，更要在海外保护和掌控关键原料产地。”秦烈沉声宣布，“从今日起，北洋海军的使命不再仅仅是近海防御，而是要成为**‘工业利益的守护者’和‘远洋外交的铁拳’**。”
经济先锋：“南洋共荣基金”的设立
军事行动往往是政治和经济的延伸。在海军尚未完全具备远洋作战能力之前，秦烈决定先打一场金融与投资的“绒手之战”。
他命令沈文卿的工业银行，立即设立一支专项基金，定名为**“南洋共荣基金”**。这支基金的资金来源，正是从被抄没的保守派官员处获得的巨额财富。
“共荣基金”的首要目标有三：
1. 金融渗透： 向南洋地区的中小国家（如暹罗、安南的部分独立势力）和海外华商提供低息贷款，资助其港口、铁路和矿山开发。这直接挑战了长期垄断该地区信贷市场的英国汇丰和荷兰银行的地位。 2. 资源锁链： 资金全部用于购买关键原料产地的股份或签订长期供货合同，特别是锡矿（用于特种钢合金）和橡胶种植园。合同必须以工业银行的纸币或白银结算，逐步摆脱对西方银行信用的依赖。 3. 华商保护： 为在南洋受殖民者压迫的华商提供法律和经济援助，利用他们的商业网络，将大乾制造的机器设备和工业产品倾销至南洋市场，挤占西方商品的份额。
在短短半年内，“共荣基金”投入了数千万两白银，在南洋掀起了金融旋风。许多被欧洲银行以高利贷盘剥的小国，看到了大乾工业银行提供的“援助性投资”的希望。
其中，最让西方列强感到不安的是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坤甸锡矿危机”**。坤甸是全球最重要的锡矿产地之一。一家华商所有的锡矿因拒绝接受荷兰殖民政府的低价强制收购，面临破产。共荣基金果断介入，不仅提供了资金，还派出了京津的法律团队，在国际法庭上与荷兰政府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
这起案件，表面上是经济纠纷，实则是大乾第一次在殖民地的核心利益区，公然挑战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权威。
北洋出航：**“靖远号”**的远洋首秀
随着经济摩擦的加剧，军事力量的展示势在必行。秦烈决定派遣经过彻底现代化改造的北洋海军旗舰——**“靖远号”**重巡洋舰（配备大乾自产的高强度钢甲、新型高压锅炉和高效能火炮），执行首次远洋任务，前往荷属东印度海域，名义是“护侨与科考”。
丁汝昌亲自坐镇指挥这次任务，秦烈在启程前对丁汝昌的要求只有一个字：“稳。”
“此次出航，不是为了战火，而是为了震慑。”秦烈嘱咐道，“我们的目的，是让西方人明白两点：第一，大乾工业已经能够支撑远洋舰队的运转；第二，大乾的公民和利益，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我们不主动开第一枪，但若是被挑衅，务必以最果断、最致命的火力，粉碎对方的傲慢。”
“靖远号”携带了京津高精度工业攻关局的最新成果：国产陀螺仪和新型测距仪，确保了火控系统的精确性，使这艘军舰在实战能力上，已经不亚于西方同级别的最新型号。
当“靖远号”带着它庞大的舰身、闪耀着大乾钢材特有光泽的装甲，以及桅杆上迎风飘扬的黄龙旗，出现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港口时，当地的荷兰殖民官员和驻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坤甸对峙：铁拳下的外交谈判
“靖远号”抵达坤甸港后，直接停泊在荷兰殖民政府大楼前的航道上，用巨大的舰体遮蔽了荷兰总督府的视线，舰炮调转至待发状态，给当地制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荷兰方面立即派出一艘轻型护卫舰和三艘炮艇进行警戒，并要求“靖远号”立即离开。
丁汝昌通过电报，向荷兰殖民总督发出了只有一句回复：“本舰在此，只为护卫华商与考察水文。若有船只敢靠近五百米警戒线，视为主动攻击。”
在“靖远号”的强大震慑下，荷兰总督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开火，他们要面对的是一艘比本土海军任何一艘军舰都更先进的重巡洋舰，一旦战败，将引发全球性的外交危机；如果不动，则意味着荷兰殖民当局在自己的地盘上向一个亚洲新兴强权低头。
秦烈事先已在京城的外交部做好了周密部署。他向各国公使宣称：“此乃大乾自主航行之权，并无干涉他国内政之意。但若有华商受到不公正待遇，大乾有权派遣军舰进行保护。这是国际公法赋予的权利。”
在“靖远号”的舰炮压力下，以及“共荣基金”在阿姆斯特丹股市制造的抛售压力（沈文卿在欧洲金融市场暗中抛售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债券），荷兰政府最终选择了退让。
谈判结果：
1.荷兰殖民政府同意撤销对华商锡矿的强制收购令。
2.大乾工业银行获得了在坤甸港设立永久性**“贸易与安全办事处”**的权利，并享有专属的码头使用权。
3.荷兰方面承诺，今后对所有大乾侨民的商业纠纷，将通过国际仲裁而非殖民地武力解决。
胜利的回响与时代的转折
“靖远号”凯旋归来，大乾全国轰动。这不是一次流血的胜利，而是工业实力、金融实力和军事决心三位一体的胜利。
秦烈用实际行动证明，大乾已经拥有了保护其海外利益的能力。南洋的华商，第一次感到自己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祖国，纷纷与“共荣基金”合作，将资金和资源导向大乾的工业体系。
这次“远洋投锚”行动，标志着大乾正式从一个被动的、受欺凌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主动参与全球竞争的区域强权。它不仅为大乾巩固了关键的工业原料供应线，更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秦烈体系”**的威慑力：与大乾合作，分享繁荣；与大乾为敌，自食恶果。
西方列强开始重新评估这个遥远的东方帝国。他们知道，一个依靠内陆财富自我输血，通过技术渗透打破封锁，并敢于派遣钢铁巨舰挑战殖民权威的大乾，已然成为了世界格局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颠覆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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