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十六年仲春，关中皇庄的麦苗已铺成一片翠色的海。暖风拂过田垄，带着新麦的清甜，官道旁的杨柳垂着绿绦，处处透着盛世丰年的安逸。李宸翊奉旨巡视皇庄，车驾刚行至长安近郊的渭水村，便被一阵喧闹的争执声拦了去路。
村口的老槐树下，两户农人正揪着彼此的衣襟拉扯，县衙的差役束手无策，地上还散落着一张泛黄的纸契。李宸翊拄着玄铁拐杖，示意停驾，让亲卫将争执的农人唤至跟前。
“殿下！”见是东宫仪仗，农人与差役慌忙跪地。李宸翊摆手免礼，捡起地上的纸契，只扫了一眼便皱起眉——那竟是前朝大业年间的旧制地契，字迹模糊，连地界都标得含混不清。
“为何争这田埂？”他指向不远处那条窄窄的田界。
持旧契的农人哭道：“这田埂东边的三亩地，是我家祖产，前朝就归我家！可他（另一农人）硬说这地是他租来的，还拿不出凭据！”
另一农人涨红了脸，梗着脖子道：“我是租了刘老爷的地！刘老爷说这田埂是界，我才敢种！我虽没地契，可每年的租子一分没少交！”
“刘老爷？”李宸翊捕捉到关键名号，追问，“是何人？”
差役躬身回话：“回殿下，是长安城外的刘乡绅，人称‘刘善人’，常施粥舍粮，周边三村的不少田地，都在他名下。”
李宸翊盯着那张前朝旧契，又看了看农人身后连片的麦田，心头掠过一丝疑云——前朝地契早该按大唐均田制重新核验，怎会还用来争田？且一个“乡绅”能让农人甘愿无契租地，绝非寻常。
“此事交予狄砚查办，务必查清这‘刘老爷’的底细，还有这田产的来龙去脉。”回宫后，李宸翊即刻传召狄砚，将渭水村的纠纷与旧契一并交给他，“重点查他的田产来源、地契登记，以及所谓‘租地’的真实内情。”
狄砚领命，带着锦衣卫乔装潜入渭水村周边。三日后，一份密报摆在了东宫谋断堂的案上，内容让李宸翊脊背发凉：
刘老爷本名刘坤，表面是长安城外的积善乡绅，实则靠着“青苗钱”和高利贷巧取豪夺。春耕时，他向缺粮种的农人放高利贷，利息滚至“借一还三”，农人无力偿还，便只能以田地抵债；对不愿抵债的，他又以“粮贷”为饵，承诺秋收后可抵租，实则三年期满便收回田地，逼得农人沦为佃户。更甚者，为避赋税，他兼并的土地大多未在州府田册变更，依旧挂在原农户名下，农户替他种地交租，他却坐收渔利，三年间竟悄无声息吞了周边三村近六成的土地。
“这还只是关中一地。”东宫暗卫统领随后呈上汇总密报，语气凝重，“河北道、河南道等腹心之地，已现类似苗头。郑州崔氏，三年间田亩实际增五倍，州府田册却只增一成；齐州李氏，借‘赈荒’之名，收了十个村的无主之地，失地农民或为佃户，或流入两京做苦力，更有甚者，已聚于山泽，渐成隐患。”
密报上的数字触目惊心，李宸翊捏着纸页的指节泛白。他即刻携密报入御书房，恰逢李佑正对着户部的田赋报表蹙眉。
“父皇。”李宸翊将密报铺在案上，“关中现土地兼并之弊，腹心诸道亦有苗头，这是暗卫汇总的实情。”
李佑瞥了眼密报，又指向户部那份“连年增长”的田赋报表，冷笑一声：“宸翊，你看这数字，好看吗？岁岁增收，户户丰稔，可若真这么好，为何关中粮价连年微跌，国库实收却未见大涨？为何长安西市的力工，多了那么多关中口音？这田地，怕是没跑到该跑的地方去。”
报表上的“丰年”数字，与密报里的失地惨状，形成了刺眼的反差。李宸翊拄杖而立，声音沉缓却字字千钧：“父皇，这便是史书所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开国时的均田制，曾让流民归田、天下安定，可盛世日久，豪强并起，土地又开始往少数人手里聚。历史车轮滚滚，我大唐，也要开始面对了。”
“不是开始，是早已潜藏。”李佑指尖点在郑州崔氏的名字上，“这些世家大族、乡绅豪强，借着盛世的幌子，蚕食的是大唐的根基。失地之民多了，山泽聚匪、流民作乱便不远了。”
而就在父子二人忧心之际，狄砚的加急密报又至。他深入追查刘坤的资金来源，竟发现其背后隐约连着长安一位致仕的户部老尚书，甚至有宗室旁支的影子——刘坤放高利贷的本钱，多来自这些权贵的暗注，而他兼并的土地，有三成实际归这些人所有。资金流向还牵扯到关陇旧族，他们借着“乡绅代持”的方式，在腹心之地悄然扩充田产，既避了朝堂监察，又攒下了隐性势力。
李宸翊看着密报上的“宗室”“关陇旧族”字样，玄铁拐杖猛地砸在案上。这已不是简单的土地兼并、偷税漏税，而是新旧利益集团在盛世之下，第一次摆上台面的隐性碰撞。那些看似无害的“积善乡绅”，不过是权贵们伸向下层的手，而田册上的虚假数字，就是他们藏起锋芒的伪装。
窗外的春风依旧和煦，可御书房内的空气却已凝冰。李宸翊知道，一场关乎大唐根基的较量，已在盛世的安逸之下，悄然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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