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刊发的文章并未直接提及邕王、兖王，而是以白描手法，细致刻画了那几人在曹府婚宴上如何借酒撒泼、掀桌打砸、侮辱女眷的丑态，将其形容为“不知礼义、枉披官袍的市井无赖”。紧接着，笔锋一转，以“据悉，此等行径卑劣之人，平日亦多有不法”为引，用客观冷静的语调，将调查到的几人的恶行一一罗列，证据确凿，时间地点清晰。
这篇文章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在汴京引起了轩然大波！百姓们茶余饭后，都在议论这几个“害群之马”的恶行，对其在王府婚礼上捣乱的行为更是唾骂不已，舆论汹汹，直指开封府。
舆情沸腾，压力给到了开封府。起初，开封府尹还想和稀泥，试图将此事压下，毕竟军营里的人可不归他管。但《大宋时报》连续刊发百姓的看法，追问“王法何在？”“朝廷纲纪岂容玷污？”，更有不少御史言官趁机上书，弹劾开封府“徇私枉法”、“包庇恶吏”。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清流官员的连续攻讦下，开封府再也无法装聋作哑。加之赵祯在宫中“无意”间表露了对婚宴被扰的不满，以及对此等恶行必须严惩的态度。
证据确凿，民怨沸腾，圣意已明。开封府再也无力也无心维护这几个注定被抛弃的卒子。
很快，判决下达，闹事几人，罪证确凿，影响恶劣，按律斩首示众！
这场婚宴风波，最终圆满落幕。但所有人都明白，这宴席之下的暗斗，远比台面上的觥筹交错更加惊心动魄。报纸在引导舆情的作用，已是得到初步验证。
自曹玉成借助《大宋时报》引导舆论，成功将婚宴闹事的几名低阶武官送上法场后，这份原本被视为“新奇玩物”的报纸，其潜在的能量真正引起了邕王与兖王的警惕与忌惮。
两位王爷及其智囊意识到，这份看似“鄙陋”的报纸，其能量远超他们的预估。它不遵循传统的言路规则，直接面向市井百姓，能轻易点燃他们无法完全控制的“民意”。这不再是士大夫之间的笔战，而是一种全新的、难以防范的攻击方式。他们意识到，这小小的报纸，不再仅仅是传播消息的工具，而是能操弄民心、干预司法、甚至影响朝局的利器！
很快，在邕王与兖王的授意下，他们掌控的御史台和谏院发动了第一轮攻势。数名言官联名上奏，弹劾《大宋时报》，罗织四条大罪：其一，“报道失实，蛊惑人心”， 指责报纸对婚宴风波及武官恶行的报道“夸大其词，耸人听闻”，利用片面之词煽动民意，干扰司法。
其二，“语近俚俗，有辱斯文”， 攻击报纸使用白话，内容粗浅，降低了文化格调，败坏了文风。
其三，“妄议时政，僭越礼法”， 认为报纸未经朝廷授权，私自评论官员、军事乃至政策，是目无法纪，挑战朝廷权威。
其四，“结党营私，包藏祸心”， 隐晦地将报纸党争联系起来，暗示报纸是某些人结党营私、攻击异己的工具。
这些弹劾奏章雪片般飞入宫中，气势汹汹。面对汹汹而来的弹劾，赵祯态度暧昧，在朝堂上，面对言官的激烈陈词，并未明确表态支持或反对，只是淡淡问道：“报章之事，朕亦有所闻。其所载内容，可有虚构成分？所举不法之事，可曾查证？”
韩琦出列，从容不迫：“官家，臣闻《大宋时报》所载西北修路进展、农桑新技、乃至此前军中蠹虫之恶行，皆有事迹可考，有数据可查，何来‘妖言’？若言‘干预有司’，则更是荒谬。报纸乃载体，揭露不法乃忠君爱国之体现，若非报纸揭露，不法之徒岂非依旧逍遥法外，继续败坏军纪？此正是辅佐朝廷肃清吏治，何罪之有？”
针对“报道失实”，韩琦直接请求陛下调阅开封府案卷，证明报纸所言“皆有实据，并无虚妄”。铁证如山，让许多弹劾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有些原本被蒙蔽的言官在了解真相后，反而闭口不言或转变了态度。
范仲淹则出班言道：“圣人之道，亦需使民知之。报纸通晓明白，正合陛下宣仁布德之意。有报纸一物，下情上达、民隐得申，实乃陛下仁政、朝廷德音的传布者。”
端坐于龙椅之上的赵祯，冷静地听着双方的辩论。他心中明镜一般，清楚这场弹劾的本质。在韩琦等人有理有据的辩护下，在隐约可感的民间舆情支持下，更重要的是，在他本人需要这把舆论利刃的前提下，做出了裁决：“《清源时报》所载，既已查实，便非虚言。其文虽浅白，然于教化百姓、通传政令，或有裨益。言官风闻奏事，是其职责，然亦需详加核实，不可因言废事。此事，无需再议。”
然而赵祯也不想过度刺激邕王和兖王，最终也极为巧妙地表态说道：“报章之事，关乎言路，亦需秉持公心，据实以报。然查封之举，过于严苛。着《大宋时报》日后刊载尤需谨慎核实，莫负朕望。” 这番话，看似各打五十大板，实则承认了《大宋时报》的合法存在，仅仅是以“需谨慎核实”作为告诫，不痛不痒。
弹劾的失败，让邕王与兖王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大宋时报》，已是心腹大患。单纯依靠传统的言官弹劾手段，在皇帝有意偏袒、对方握有实据的情况下，难以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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