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晚会散场的余温还没褪尽，清华园的清晨就被一股紧绷的气息裹住了。天还未破晓，我便从床上爬了起来，轻手轻脚地洗漱完毕，揣着昨晚特意整理的复习笔记，匆匆向图书馆走去。
北京的冬日清晨寒气逼人，呼出的白气在路灯下缭绕不散。校园里静悄悄的，只有几个早起锻炼的身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我裹紧了棉袄，将笔记紧紧抱在胸前，心里揣着个坚定的念头：这次一定要把计算机和世界经济双专业的考试全部拿下，绝不能丢了21世纪理科状元的脸面。
图书馆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队，同学们一个个缩着脖子，手里或是捧着厚厚的教材，或是攥着复习资料，脸上都写着紧张与期待。我找了个位置站定，翻开笔记开始温习。
“韩浩，这么早啊！”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头一看，是计算机系的同学张志远，他眼圈泛黑，显然也是熬夜复习了。
“期末考试，临时抱佛脚，不早点起来怎么行。”我苦笑着指了指自己的笔记，“你看，这还只是《电子数字计算机原理》的一部分重点。”
张志远凑过来看了一眼，顿时咋舌：“你这笔记做得也太细了，连冯·诺依曼体系的演进过程都整理出来了？这门课王教授就讲了个大概啊。”
我笑了笑，没有解释这是来自未来的知识。前世作为一名小学霸，整理知识点早已成为本能，加上超越这个时代几十年的见识，我的笔记在同学们眼中自然显得格外详实。
图书馆门一开，大家蜂拥而入，很快每个座位都被占满。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摊开资料开始全神贯注地复习。
接下来的日子紧张又充实。我制定了详细的复习计划表，将每天的时间精确到半小时为单位。清晨记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上午钻研计算机原理，下午练习编程题，晚上则用来整理各科的思维导图。
最棘手的是《高等数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考试时间冲突。我不得不去找世界经济专业的刘教授商量调换时间。
刘教授的办公室堆满了书刊报纸，他正戴着老花镜审阅一份经济报告。见我进来，他抬起头，从眼镜上方打量着我：“韩同学，听说你要调整考试时间？”
我恭敬地递上申请材料：“是的刘教授，两门考试安排在同一时间，我想申请单独考试。”
刘教授推了推老花镜，仔细看了看我的申请材料，又抬头打量我：“韩同学，你可想好了，时间上会压缩很多，难度也相应加大？”他的语气中透着关切和疑虑。
我想起前世考研时那段日以继夜奋战的日子，那种扎实的学术训练给了我充足的底气。我微笑着点头：“教授您放心，我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要是考砸了，我天天去您课上记笔记学习。”
刘教授被我的话逗乐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好小子，有魄力！我教书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修双专业还这么有自信的学生。”
他拿起钢笔在申请单上签了字，“后天下午两点来我办公室，我亲自监考。”
我连声道谢，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
考试那四天，我几乎连轴转。第一天上午考《电子数字计算机原理》，试题难度不小，涉及计算机系统结构和基础电路设计。我在答题时不仅完整解答了所有问题，还忍不住在最后一道大题下补充了几句关于现代计算机体系结构的思考。
监考的是计算机系的王教授，他在考场内来回巡视，走到我身边时特意停下脚步，俯身看我答题。当他看到我写的补充内容时，眼中闪过惊讶之色，随后频频点头，嘴角露出欣慰的笑容。
下午的《脉冲技术》考试更是我的强项。前世作为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这部分内容早已烂熟于心。我不仅迅速完成了所有试题，还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解完了最后一道设计题，甚至在一旁空白处画出了电路图的优化方案。
第二天迎来了最艰巨的挑战——连续参加两场大考。上午是《高等英语》，这对拥有未来记忆的我来说易如反掌。我刻意控制答题速度，避免做得太快引人怀疑，但在作文部分还是忍不住用了一些地道的表达方式。
下午我准时来到刘教授的办公室。老爷子已经泡好了一壶茶，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试卷和答题纸。
“准备好了吗，韩同学？”他严肃地问道，但眼中带着一丝期待。
我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
刘教授亲自计时，将试卷递给我。题目难度比我想象的要大，尤其是最后一道关于“农村经济困境”的论述题。我沉思片刻，决定谨慎作答。虽然脑海里涌现出许多未来的经济理论和解决方案，但我没敢说太超前的话，只结合“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思路，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几点建议。
答题过程中，我注意到刘教授不时起身踱步，偶尔走到我身后看我的答题进度。当我写到农村经济部分时，他特意停下来仔细阅读，边看边喃喃自语：“有意思...比不少高年级学生想得透彻。”
第三天和第四天的考试同样紧张激烈。《程序设计基础》考试中，我引入了一些简单的算法思想，让解题过程更加简洁高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考试时，我巧妙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了不少现实中的例子来解释抽象概念。
考试间隙，王建军总是抱着厚厚的复习资料来找我。那天傍晚，他急匆匆地跑进图书馆，一脸苦恼地坐在我对面。
“浩子，救命啊！”他压低声音说道，“《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我背三天了，还是混！这概念绕来绕去的，我老是记混。”
我拿过他的笔记本，看了看上面密密麻麻却毫无条理的笔记，不禁笑了。我想起前世常用的学习方法，顺手画了个思维导图。
“你看，把‘商品’‘货币’‘价值’这些核心概念画成树状图，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一边画一边解释，“再联想咱们食堂的饺子——面粉猪肉是价值，粮票是价格，同学们抢饺子就是供不应求的表现。这不就懂了？”
王建军一拍大腿，眼睛亮了起来：“哎呀！这么一说就明白多了！计算机系的脑子就吃这直观的！”
我继续帮他梳理了几个难点，还用比喻和生活中的例子解释抽象的经济学概念。不知不觉中，我们周围围拢了好几个同学，都在认真地听我讲解。
“韩浩，你这个方法太好了，”一个经济系的同学感慨道，“比死记硬背强多了！”
我笑了笑，心里想着这是未来几十年教育心理学发展带来的学习方法，自然比这个时代的死记硬背高效得多。
考试最后一天，当我交完最后一份试卷，整个人几乎虚脱。走出考场，冬日的阳光照在脸上，我深吸一口气，感觉像是重获新生。
校园里已经弥漫着放假的气氛，到处都是收拾行李的身影。同学们脸上带着解放的喜悦，互相道别，约定开春再见。
回到宿舍，王建军正在打包行李，床上摊开着一个大大的行李袋。
“浩子，考得怎么样？”他一边叠衣服一边问。
“还行吧，”我谦虚地说，“就是有点累。你呢？”
“多亏了你那个树状图记忆法，政治经济学我觉得考得不错！”他笑着说，“明天一早的火车，今晚咱们宿舍聚个餐怎么样？”
我点点头，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我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一些书籍，还有最重要的——李书记和乡亲们凑的20元钱，我一直舍不得花，整齐地叠放在钱包最里层。
晚上，我们宿舍几个同学一起去食堂吃了顿饺子，算是告别餐。大家聊着考试的点点滴滴，分享着寒假的计划，气氛温馨而热烈。
“韩浩，你那个编程题第三题是怎么解的？”张志远突然问道，“我总觉得自己的方法太复杂了。”
我详细解释了解题思路，几个人都围过来听，不时发出恍然大悟的感叹。这一刻，我感受到了分享知识的快乐。
第二天一早，我提起行李准备去火车站。王建军和我一同出门，他要去西站，而我需要去北京站。
“寒假快乐，浩子！”他拍拍我的肩膀，“代我向家乡的乡亲们问好！”
“一定！”我笑着回应，“你也一路顺风！”
（火车站送别扩写）
赶火车那天的北京站，像一口装满了人的铁皮匣子。木质检票口被挤得变了形，每个人都攥着皱巴巴的车票和盖了红章的介绍信，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混着蒸汽火车“轰隆”的喘息声，还有“同志让让”“别挤着孩子”的吆喝，裹着刺骨的寒风往人骨头缝里钻。
我拎着那个打了补丁的帆布行李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给乡亲们带的北京果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人群里挤出来，刚把行李甩上火车行李架，还没来得及擦把汗，就听见车窗外传来一声喊——不是嘈杂人群里的寻常喧闹，是带着点急切、又脆生生的调子，一下子就撞进了我心里：“韩浩！韩浩！”
我浑身一僵，手里的毛巾都掉在了地上。这声音太熟悉了，是林雪晴！是那个总扎着三色头绳、笑起来露两颗小虎牙的北京姑娘！我几乎是手脚并用地扑到窗边，手指在结了薄霜的玻璃上胡乱擦着，霜花被抹成一道道白痕，透过那些模糊的缝隙，我一眼就看到了月台上的她。
她站在离火车不远的地方，穿着那件浅绿色棉袄，衣角被北风刮得翻卷起来，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衬里。脖子上围着那条浅蓝围巾，是上次元旦我见她时戴的，边角已经起了毛球，她却裹得紧紧的，只露出半张脸。头发有点乱，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贴在脑门上，平时总梳得整整齐齐的麻花辫，今天也松了几缕，垂在肩膀上。最让我心疼的是，她的头发上还沾着几颗没化的雪粒，她走得太急，都没顾上拍掉。
“雪晴！你怎么来了？”我一把推开窗户，冷风“呼”地灌进来，刮得我脸颊生疼，可我连缩都没缩一下，眼睛死死盯着她，生怕一眨眼她就不见了。行李架上的行李被风吹得晃了晃，我也没心思管，满脑子都是她怎么会来——师范附中离北京站有十站公交，这个点的公交得等半小时一班，她肯定是天没亮就出门了，为了赶在火车开动前见我一面。
她看到我探出头，眼睛一下子亮了，像把星星都揉进了眼里。她踮着脚，双手拢在嘴边当喇叭，往我这边跑了两步，声音里还带着没喘匀的气：“王建军昨天去学校找我跟我说你今天走！我早上跟班主任请假，说家里有事，天没亮就去等公交了——还好赶上了，没误了你的火车！”她说着，还抬手擦了擦鼻尖，我才发现她的鼻尖冻得通红，像颗熟透的樱桃，连耳朵尖都是红的。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揪了一下，又酸又暖。我想让她赶紧把手揣进棉袄兜里，想跟她说“别站在风里，冻坏了怎么办”，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笨拙的问句：“你没吃早饭吧？这么早出门，肯定没顾上。”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特别甜：“没事，不饿！我妈早上给我煮了鸡蛋，我揣在兜里呢，等会儿回去吃。”她说着，还拍了拍棉袄的口袋，证明自己没说谎。可我看得清楚，她的手拍口袋时，指关节都冻得发僵，连动作都有点不灵活——那鸡蛋就算揣在兜里，这么冷的天，也早该凉了。
正想再跟她说点什么，火车突然“呜——”地长鸣一声，震得人耳朵发麻。车轮开始“哐当哐当”地往后倒，车厢微微晃动起来，是要准备开动了。月台上的工作人员开始挥舞着小红旗，喊着“送人的同志往后退！火车要开了！”
林雪晴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眼里的光也慌了几分。她赶紧往后退了两步，又立刻踮起脚，双手飞快地解开胳膊上挎着的蓝布包——那布包是她妈给她缝的，上面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针脚很密，是个过日子的细活人。她从包里掏出个东西，我凑近了才看清，是一双灰色的手套。
不是供销社卖的那种机器织的手套，是手工织的。毛线是最普通的粗毛线，颜色有点发灰，大概是染了好几遍的旧线。手套的针脚歪歪扭扭的，有的地方毛线松了，鼓出一个个小疙瘩；左手手套的拇指处还补了一小段白毛线，明显是织错了又拆开重织的，补丁的边缘还露着线头。她把双手捧着那双手套，踮着脚往我这边递，胳膊伸得笔直，声音都有点发颤：“这是我这几天晚上织的……你老家在太原郊区，比北京还冷，风又大，戴着能暖和点。我以前没织过，织坏了好几团毛线，这双还是我妈教我拆了重织的……针脚不好看，你别嫌弃。”
我赶紧伸手去接，指尖刚碰到手套，就顺带碰到了她的手。那手冰凉冰凉的，像握了块刚从雪地里捡来的冰，冻得我指尖一麻。我心里猛地一紧，下意识地就想把她的手往我棉袄兜里拉——我棉袄兜是贴身的，还带着点热气，能给她暖暖手。可我的手指刚碰到她的手腕，火车就“哐当”一声，猛地往前动了一下，惯性带着我往后退了半步，也把她的手从我的指尖里拽了出去。
“韩浩！”她被惯性带得往后踉跄了一下，却又立刻站稳，仰着脖子朝我喊，声音比刚才大了不少，怕我听不见，“过年记得给我写信！我都想听！”
火车越来越快，车厢两边的景物开始往后退，月台上的人群也变得模糊起来。我把身子使劲探出去，冷风灌进我的衣领，冻得我脖子发僵，可我还是扯着嗓子喊：“我一定写！赶紧回去吧！你也别冻着，别总把耳朵露在外面！”
她站在月台上，跟着火车往前跑了两步，浅绿色的棉袄在人群里像个小小的绿点，特别显眼。她挥着手，嘴里还在喊着什么，可风把她的声音吹得断断续续的，我只隐约听到“照顾好自己”几个字。我也挥着手，看着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直到火车转过一个弯，把月台彻底挡住，再也看不见了，才慢慢缩回身子，靠在车窗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手套，毛线还带着一点她手上的凉气，可贴在我手心里，却暖得发烫。我把手套翻过来，仔细看着那些歪扭的针脚，想象着她晚上织手套的样子——肯定是在灯下，就着昏黄的灯泡光，手里拿着毛线针，一针一针地织。织错了就拆开，线乱了就耐心理，手指冻僵了就放在嘴边哈口气，又接着织。她一个北京姑娘，以前肯定没干过这种活，为了给我织这双手套，不知道熬了多少个晚上。
前世在21世纪，我收到和送出去过不少礼物——情人节的钻石项链，生日的名牌手表，纪念日的高端香水，可没有一样能像这双手套一样，让我觉得心里发暖，觉得珍贵。那些礼物再贵，也只是花钱能买到的东西，可这双手套，是她用时间、用心意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每一个歪扭的针脚里，都藏着她的惦记，藏着她的心意。
我把脸埋在手套上，能闻到淡淡的肥皂味——是她洗毛线时留下的味道，干净又清爽，像她的人一样。我想起元旦那天，她给我送韭菜鸡蛋饺子，油纸包还带着热乎气；想起她站在清华园门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攥着《高中数学》，跟我请教题目时认真的样子；想起平安夜她三色头绳，帮她扎起辫子……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暖得我眼眶有点发湿。
火车继续往前开，窗外的景色慢慢变了——北京的红砖房变成了黄土坡，光秃秃的杨树枝上挂着霜花，远处的田野里盖着一层薄雪，一片苍茫。我靠在座位上，把那双手套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紧贴着胸口，能感觉到心脏在“咚咚”地跳，每一下都带着对她的想念，对她的牵挂。
我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翻开空白的一页，用钢笔一笔一划地写：“林雪晴，火车已经开出北京了。你的手套很暖和，我戴在手上，一点都不觉得冷。我会好好保存它。过年我一定给你写信，把村里的趣事都告诉你，一个都不落。你也要好好的，别冻着，别累着，等我回来。”
写完，我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口袋里，又摸了摸贴身的手套。窗外的风还在吹，火车还在“哐当哐当”地往前跑，可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孤单——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姑娘在远方惦记着我，有一双带着心意的手套在陪着我，还有一封封没写的信，在等着我把思念装进去。
我抬头望向窗外，心里默默念着：林雪晴，等我寒假结束，一定第一时间回北京。到时候，我带你去大栅栏吃冰糖葫芦，去看什刹海的冰灯，还要跟你说，你织的手套，是我这辈子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火车哐当哐当地行驶了数个时辰，当广播中传来“太原站到了”的通知时，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动起来。拎着行李走下火车，凛冽而熟悉的北方空气扑面而来，夹杂着淡淡的煤烟味和黄土气息——这是家乡的味道。
“浩子！这儿呢！”一个洪亮的声音穿透嘈杂的人声。
我循声望去，只见王波和张天利正挤在接站的人群最前面，跳着脚向我挥手。王波比半年前壮实了不少，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张天利则戴了顶崭新的棉帽，看上去精神了许多。
“波哥！天利！”我激动地大喊，提着行李快步向他们走去。
刚出站口，王波就一个箭步冲上来，结结实实地给了我一个熊抱，用力拍着我的背：“好小子！清华的大学生回来了！看着更精神了啊！”
张天利站在一旁傻笑，伸手接过我手中的行李：“浩子，这一路可顺利？我们都盼着你回来呢！”他的眼睛亮晶晶的，满是真诚的喜悦。
“顺利，顺利！”我连声应着，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向他们身后搜寻。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人群中稳步走来。李书记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大衣，头上戴着标志性的解放帽，脸上带着慈祥而欣慰的笑容。
“李书记！”我激动地叫道。
李书记加快脚步来到我面前，仔细地打量着我，眼中闪着欣慰的光：“好，好，长高了，也结实了。”他温暖的大手重重地拍在我的肩上，“欢迎回家，孩子。”
这一声“回家”让我的眼眶不由自主地发热。我赶忙低下头，掩饰内心的澎湃，却听见李书记温和的声音再次响起：“村里人都盼着你回来呢，你张婶准备了一桌子好菜，就等着给你接风洗尘。”
王波勾住我的脖子，笑嘻嘻地说：“浩子，你可不知道，李书记天天把‘我们清华的大学生’挂在嘴边，恨不得让全县都知道咱们村出了个高材生！”
张天利也凑过来，压低声音说：“书记把你寄回来的每封信都读了好几遍，还让我们也学习你提到的那个什么...思维导图法呢！”
我惊讶地看向李书记，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咳嗽一声，眼神飘向别处：“先进的知识嘛，大家都该学习学习。”但他眼角笑出的皱纹却泄露了内心的自豪。
拖拉机“突突突”地响着，载着我们驶向回家的路。我站在车斗里，望着两旁熟悉的景色，听着王波和张天利争相讲述村里这半年的新鲜事，感受着李书记不时投来的关切目光，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这些质朴的情感，这份深厚的乡谊，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这里就是我的根，是我在这个时代最温暖的归宿。
夕阳西下，天边的晚霞染红了远处的黄土高坡。我看着身旁这三个特意来接我的人，看着他们被风吹得通红却洋溢着笑容的脸庞，突然明白了我奋斗的意义——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更是为了这些可爱的人，为了这片培育我的土地。
“浩子，发什么呆呢？”王波用胳膊肘碰碰我，“是不是想北京的大马路了？”
我摇摇头，望向远处已经隐约可见的村庄轮廓，轻声说：“不，我在想，能回来真好。”
李书记转过头来，目光深沉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中有理解，有赞许，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情。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手，用力地握了握我的肩膀。
一切尽在不言中。
拖拉机轰隆隆地向前行驶，载着我们驶向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驶向温暖的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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