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乾七年春，京城吏部衙门外的公告栏前，挤满了身着官服的官员。公告栏上贴着张黄底黑字的诏令，墨迹未干却已被人反复摩挲——“自宸乾七年起，推行‘官员考核制’，每半年考核一次，核心考‘政绩、清廉、民生’三项，优者升，差者降，不合格者罢官，绝不姑息。”
河南兰考县令周志远挤在人群最前面，手心直冒冷汗。他在兰考任上三年，表面上修了几座乡学，实则偷工减料，把朝廷拨的办学银子贪了一半；百姓反映的黄河河堤渗漏问题，他也拖着不解决，只想着怎么应付上面检查。此刻看着诏令上“清廉”“民生”两个词，他心里直发虚——这考核要是来真的，自己怕是要保不住乌纱帽。
而旁边的山东济南知府赵文轩，却神色坦然。他任知府两年，不仅落实了均田令，给流民分了地，还建了三座民生工坊，让两百多个女子有了活干；去年济南旱灾，他三天三夜没合眼，组织百姓打井、运粮，没让一人饿死。此刻他看着诏令，心里只觉得踏实——为官者本就该为百姓做事，考核不过是把“该做的事”明明白白写出来罢了。
官员考核制的推行，是胤宸早就定下的主意。之前反腐虽查处了一批贪官，但仍有不少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表面做事，实则敷衍”，官场风气虽有好转，却仍需一把“标尺”来规范。于是，他让吏部联合监察卫、民生署，制定了详细的考核标准：
- 政绩：看地方经济（如商税增长、粮食产量）、改革落实（如乡学覆盖率、疫苗接种率），占比四成；
- 清廉：查官员财产申报是否属实、有无勒索百姓、是否贪墨公款，占比三成；
- 民生：访百姓满意度（如是否能吃饱、有无地方申冤）、解决民生难题（如灾荒应对、流民安置），占比三成。
考核方式也格外严格：由吏部牵头，组成“考核组”，每组三人，分别来自吏部、监察卫、民生署，考核时“不提前通知、不看表面文章、不听一面之词”——直接去乡学查学生人数，去工坊看女工工钱，去农户家问粮食收成，甚至会翻官员的账本，核对每一笔公款的去向。
首批考核从京城周边省份开始，周志远所在的兰考，成了考核组的第一站。考核组一到兰考，就直奔乡学——之前周志远上报“乡学覆盖率达八成”，可考核组实地走访后发现，有三所乡学只是搭了个空架子，连课本都没有，学生还在露天上课；再查账本，发现朝廷拨的五万两办学银子，只有两万两用到了实处，剩下的三万两不知去向。
“周县令，这三万两银子去哪了？”考核组组长李大人拿着账本，语气严肃。
周志远脸色发白，支支吾吾地说：“这……这是用于其他民生开支了，只是没来得及记账……”
“是吗？”李大人拿出监察卫的调查结果，“我们查到，你上个月给京城的儿子买了套宅院，花了两万两，这笔钱的来源，你能解释一下吗？”
周志远瞬间瘫坐在椅子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而赵文轩所在的济南，考核组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乡学里，孩子们在大声读通用语；民生工坊里，女工们在熟练地制皂，每月十五两工钱一分不少；农户家里，王老汉捧着新收的玉米，笑着对考核组说：“赵知府是好官啊！给俺分了地，还教俺种玉米，今年收成比去年多了三成！”
考核组还查了赵文轩的财产申报——他上任时申报的田产、银子，和现在的一模一样，没有多一分；账本上每一笔公款，都清清楚楚写着“用于打井”“用于工坊”，还有百姓的签字确认。
两个月后，首批考核结果在吏部公告栏公布：全国共考核官员两百人，其中升职十五人，赵文轩因“政绩突出、清廉爱民”，被升为山东巡抚；降职十人，周志远因“贪墨公款、敷衍民生”，被降为九品小吏，派去边疆戍边；还有三人因“严重失职、民怨极大”，被直接罢官，永不录用。
公告一出，官场震动。之前那些“混日子”的官员，再也不敢敷衍——有的赶紧去补修乡学，有的主动退还之前贪墨的银子，有的亲自去农户家了解难题；而那些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官员，则更有干劲了，他们知道，只要实实在在做事，朝廷就会看得到、用得到。
周志远被降职那天，兰考百姓都围在县衙外，看着他收拾行李，有人忍不住骂：“早就该把你赶走！贪俺们的办学钱，良心都黑了！”周志远低着头，不敢反驳，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兰考。
而赵文轩升任山东巡抚那天，济南百姓自发在城门口摆了案，上面放着百姓们凑钱买的馒头、鸡蛋，要送他上任。赵文轩接过一个馒头，对百姓们说：“俺只是做了该做的事，以后俺还会继续为大家做事，不辜负朝廷的信任，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考核制的效果很快显现。半年后，吏部递上的报告里写着：“官员主动解决民生难题的案例，比之前增了五成；百姓对官员的满意度，从六成升至八成；贪腐举报案件，减少了四成。官场风气明显好转，‘为民做事’成了官员共识。”
胤宸看着报告，又翻到赵文轩在山东推行“新粮种”的奏报，笑着对张廷玉说：“考核制就像一把尺子，量得出官员的‘政绩’，也量得出官员的‘良心’。优者升、差者降，才能让官场风气更正，才能让百姓真正受益。”
张廷玉点头道：“陛下英明。之前官员怕的是‘被查贪腐’，现在更怕的是‘考核不过关’——因为考核不过，不仅丢乌纱帽，还会被百姓看不起。这种‘怕’，才是真正的敬畏，是对民生的敬畏，是对朝廷的敬畏。”
那天傍晚，京城吏部的公告栏前，还有不少官员在看考核标准。有的在笔记本上记着“下月要去查乡学课本”，有的在琢磨“怎么提高工坊女工的满意度”，还有的在计划“下个月要去灾区看看，提前做好防汛准备”。
夕阳洒在公告栏上，“政绩、清廉、民生”六个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这六个字，不仅是官员考核的标尺，更是宸乾朝官场的“新风向”——为官者，不再只想着自己的乌纱帽，更想着百姓的好日子；不再只做表面文章，更注重实实在在的民生。
而在兰考，新上任的县令正带着人修乡学、查河堤；在济南，赵文轩正组织百姓种新粮、建更多的民生工坊。官场风气的转变，像一股春风，吹遍了宸乾朝的每一个角落，也吹进了百姓的心里——他们知道，有这样的官员，有这样的考核制，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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