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等红梅开口，张姐本欲破口大骂，话到嘴边却突然刹住了。
她看见红梅的脸色——不是愤怒，不是震惊， 那是一种对人性最后一点期待熄灭后的疲惫。愤怒还有力气；是累，累到连失望都觉得奢侈。
婚姻对女人而言，就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慢性溺水。起初是算了，后来是忍了，最后连挣扎都懒得了，沉就沉了吧。
张姐心头一紧。
这些年，她和红梅吵过闹过，红过脸也互相帮衬过。
不行，不能火上浇油了。红梅肚子里还怀着孩子。有些火，能把人烧疯；有些气，能把胎儿坠掉。张姐是过来人，她懂。
张姐第一次没有顺着自己的脾气来。她一把拉住常莹的胳膊，力道大得常莹“哎哟”一声。
她转头看红梅，声音软下来，软得她自己都不习惯：“红梅啊，先别急。问清楚，万一是这泼妇满嘴跑火车呢？常松不是那种人。”
这话说出来，张姐自己心里都虚。男人是不是那种人，她活到这把岁数还能不知道？可她得这么说。她得给红梅一个台阶，一个喘气的空隙。
红梅站在原地，手扶着桌子的边缘。木头的边沿有点毛刺，扎进她手心，她没觉得疼。
“张姐，”红梅开口，声音很平静，“你和大玲看店。”
她转向常莹：“你跟我回家。”
英子立刻放下手里的抹布：“妈，我跟你一起。”
红梅没说话，默认了。
她不想在店里说这些。店里这么多人，客人刚走，碗筷还没收拾干净，空气里还飘着面条汤的味道。上次已经在这里闹过一场了，吵，打，丢人现眼。这次不行。这是她的店，是她一点一点撑起来的地方，再不能在这里丢人了。
家事就像内裤，脏了臭了也只能关起门来洗，晾到大街上，丢的是全家人的脸。
张姐急了：“红梅啊，有什么事在店里说啊，回家干嘛？这大热天的——”
“店里要做生意。”红梅打断她，语气不容商量，“张姐，麻烦你了。”
她说完就往门口走，步子稳，但有点慢。怀孕的身子沉了，她自己能感觉到。
常莹在后面跟着，脚步有点拖沓。她其实有点后悔嘴快，但转念一想，迟早要捅破的脓包，早捅早干净。她这次来‘服侍红梅’，姿态做足，红梅就算有气，看在她‘尽心尽力’的份上，还能真把她赶出去？到时候人情债抵着金钱债，天长日久地磨，磨到红梅自己都不好意思提，这债说不定就黄了。
英子背起自己的小包，跟在最后。出门前，她回头看了一眼。
张姐站着，手撑在桌面上，眼睛盯着这边，眉头皱得紧紧的。大玲也站在旁边，没动，也没说话。大玲是聪明人，这种时候，不看不问不说，才是最妥当的。
店门推开，风铃叮当响。
张姐站在桌子前，看着桌上那盘切好的西瓜。西瓜是刚才老夏带来的，红瓤黑籽，水灵灵的。
她拿起一块，咬了一大口。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她用手背抹了抹。
“大玲，你吃吧。”张姐嘴里含着瓜，声音含糊，“你的夏哥哥给你买的，你快吃啊。”
大玲她没动西瓜，只是看着张姐。
张姐又咬了一口，这次咬得更狠，像在咬谁的肉：“怎么？舍不得吃？留着晚上做梦时候吃？”
大玲没接话，转身去收拾刚才客人留下的碗筷。她把碗摞起来，动作很轻，碗碰碗的声音清脆又克制。
张姐看着她那副样子，心里那股无名火又拱起来。装什么装？刚才老夏来的时候，眼睛都快粘人身上了。现在又扮起清高来了？
但她没再说什么。红梅那边的事更大。一万块钱……常松这个挨千刀的，还真敢啊。
门外，红梅拦了辆出租车。是一辆红色夏利。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车里开着收音机，正放《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红梅拉开前门坐进去，英子拉开后门，常莹跟着挤进后座。
“去哪？”司机问。
“公园路。”红梅说。
车开了。收音机里，邰正宵还在唱“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爱情可以虚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浪漫，生活却要计算每一粒米、每一张钞票的重量。而此刻车里三个女人，一个怀着孩子，一个背着巨额债务，一个目睹母亲的心碎——她们需要的不是玫瑰，是活下去的尊严。
爱情是流行歌曲，生活是柴米油盐，一个负责让你哭，一个负责让你穷。
英子看着窗外，街边的梧桐树一棵棵往后倒。她想起上次常莹来闹，也是这样坐车回家。
那时候常叔还在家。
现在常叔在海上，在哪个海面漂着，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这个男人又一次骗了妈妈。不，不是骗，是瞒。瞒和骗有什么区别？结果都一样——钱给了，没跟妈妈说。
英子心里那点烦躁又冒出来。她讨厌这种家务事，讨厌这种撕扯不清的亲戚关系。可她能怎么办？妈妈肚子里有孩子，那是常叔的孩子。这个家，已经和常叔绑死了。
孩子的世界非黑即白，而成人的世界却总在搅浑水。最残忍的是，他们逼着孩子也学会在这浑水里睁着眼睛游泳。
车停在院门口。
红梅付了钱，下车。英子跟着下来，常莹最后一个。她抬头看看这栋楼，有些年头了。上次来是打架，这次来是……她也不知道是什么。
门开了。
屋里比外面凉快些，但闷，空气不流通。英子赶紧去开窗，又把吊扇打开。扇叶转起来，嘎吱嘎吱响，带起一阵风，吹得桌上盖着的纱罩飘起来。
“妈，你坐。”英子拉过一把椅子。
红梅坐下。
常莹站在门口，没敢往里走。她看着红梅，心里有点打鼓。红梅太平静了，平静得让她发毛。按理说，听到自己男人偷偷拿了一万块钱给外人，不该是这个反应。哭啊，闹啊，摔东西啊，才是正常的。
可红梅就那么坐着，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常莹，你坐。”红梅说。
常莹哦了一声，慢吞吞地走进来，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椅子是旧的，海绵从破口处露出来，她坐下时小心地避开了。
不像个大姑姐，倒像个小媳妇。
欠钱的人坐在债主家，就像痔疮患者坐硬板凳，硌得慌，还不敢挪屁股。
英子去厨房倒水。暖水瓶是空的，她拧开煤气灶烧水。蓝色的火苗蹿起来，舔着壶底。她靠在厨房门框上，等着水开。
客厅里传来红梅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情绪。
“常莹，你打算这个钱什么时候还？”
常莹愣了下，没想到红梅开口问的是这个。
“红梅，这个钱我肯定会还的，但是我现在没有。”她语速很快，像是早就准备好的说辞，“等我家三个儿子能挣钱了，肯定连本带利给你。你放心，谁的钱也不是大水淌来的。”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声音低了些：“虽然小松说不让还了……但我心里有数。”
这话说得巧妙。既表明了态度，又点出了常松的“大方”，还把皮球踢回给了红梅——你看，你男人都说不让还了，你还非要我还，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
亲戚借钱就像去公共澡堂——你脱光了，他穿得整整齐齐，还嫌你身材不好。
英子在厨房里听着，心里冷笑。
水开了，壶嘴喷出白气，呜呜地响。英子关了火，拿出两个杯子。一个玻璃杯，给妈妈泡了菊花茶——菊花是前几天买的，说能清火。另一个搪瓷缸子，她倒了白开水。
端出去，先把菊花茶放在妈妈面前。
红梅看了一眼杯子，没动。
“给你姑姑也倒一杯。”红梅说。
英子抿了抿嘴，没说话，转身把搪瓷缸子放在常莹面前的桌上。放的时候有点重，缸底磕在木头桌面上，咚的一声。
常莹讪讪地接过来，捧在手里，没喝。
“英子，去拿个笔和本子来。”
英子又“哦”了一声，去自己房间。她从书桌上拿了个笔记本，又找了支钢笔。笔是蓝色的，笔杆上印着“县一中”三个字。
她把本子和笔放在妈妈面前。
红梅知道，这张借条签下去，亲戚的情分就彻底死了。但她更知道，不要这借条，她作为人的尊严就死了。在情分和尊严之间，她选择了后者——因为前者早已被对方亲手掐灭。
红梅翻开本子，第一页是英子记的英语单词。她翻到空白页，把本子推给常莹。
婚姻里，女人最后能抓住的，不是丈夫的良心，而是白纸黑字的凭证。良心会烂，字迹会干，但纸在，理就在。
“常莹，这是两个人的家，不是你弟一个人的家。你弟说的，不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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