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军驻地后方的一片桦树林里，新搭起了十几座原木棚屋。棚屋之间的空地上，三百多个穿着杂乱军装的人排成队列——有关东军的土黄色，有伪满军的灰绿色，还有少数穿着破旧百姓衣服的。
王栓柱拄着拐杖站在队列前，他的目光从第一排扫到最后一排。这些人的眼神复杂：有茫然，有警惕，有羞愧，也有极少数藏着敌意。
“我叫王栓柱，第二军军长。”他开口，声音不高，但足够让每个人听清，“从今天起，你们归我管。在我这儿，有三条规矩。”
队伍里有人微微动了动。
“第一条，”王栓柱竖起一根手指，“吃饭干活。不管你们以前是鬼子兵、是伪军、还是被抓来的壮丁，到了这儿，就是抗日战士。战士就得干活——修工事、种地、训练，干得多，吃得多。”
“第二条，不欺百姓。谁要是抢老乡一个鸡蛋，我砍他一只手；谁要是动老乡家闺女，我毙了他。这话不是吓唬人，上个月我亲手毙了三个违纪的兵，两个是我们自己的老兵，一个是反正过来的。”
队伍里响起细微的抽气声。
“第三条，学会说话。”王栓柱顿了顿，“不是学日本话，是学中国话——咱们自己人的话。你们中间有朝鲜人、有台湾人、有东北本地人，从今天起，都得学怎么跟老乡唠嗑，怎么跟战友交心。”
他侧过身，用拐杖指了指旁边站着的那个人：“这位，佐藤重雄大佐——现在是佐藤同志。他负责教你们识字、讲道理。有不服的，现在就站出来。”
没有人动。只有风吹过桦树林的沙沙声。
“没有？”王栓柱点点头，“那好。从今天起，你们编为‘新生教导团第一营’。三个月训练期，合格的下连队，不合格的……再说。”
他转身要走，又停住，回头补了一句：“对了，你们缴获的那批枪，已经发到前线了。用那批枪的战士，前天在宾县打死了八十多个鬼子。这算是你们第一份功劳。”
说完，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了。留下三百多人在原地，有的愣怔，有的眼眶突然红了。
佐藤重雄走到队列前。他已经换上了抗联的粗布军装，没有军衔，只在左胸口袋上方别了一支钢笔。
“我叫佐藤重雄。”他用日语开口，然后换成生硬的中文重复，“从今天起，我是你们的教员。”
他沉默了几秒钟，似乎在组织语言：“一个月前，我和你们一样，穿着那身军装。那时候我以为，军人就该服从命令，不问对错。直到我看到……”他顿了顿，“看到我的部下因为拒绝屠杀平民，被宪兵队活活打死。看到十七岁的朝鲜少年兵，因为想家写了封信，就被捆在树上当刺杀训练的靶子。”
队列里有轻微的骚动。几个朝鲜籍士兵低下了头。
“王军长说得对，到这里就要学会说话。”佐藤重雄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所以第一课，我教你们说三个字——‘我错了’。”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这三个汉字。粉笔在粗糙的木板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从承认错误开始，人才有资格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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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密山兵工厂的山洞里。
徐建业弯腰检查着工作台上的模具。那是一枚迫击炮弹的外壳模具，刚刚浇铸出来的铸铁件还带着余温，散发着焦糊的金属气味。
“徐参谋长，您看这纹路。”负责铸造的老赵师傅指着弹体上的一道细微裂缝，“咱们的铁水纯度不够，杂质多，冷却时容易开裂。”
“试过加废钢重熔吗？”
“试了，但废钢也多是日本货，含硫量高。”老赵师傅摇摇头，“除非有美国的废钢，或者……咱们自己炼出好钢。”
徐建业直起身，环视这个简陋的“兵工厂”。山洞深处传来锻锤的叮当声，那是工人在打造刺刀；靠洞口的地方，几个女工正在手工装配子弹，把火药小心地倒进黄铜弹壳里。
这个月，兵工厂的产量已经达到了步枪弹二十五万发、手榴弹八千颗。数字背后，是这些工人们每天十六个小时的劳作，是用最原始的工具在对抗一个工业国家的战争机器。
“美国渠道那边……”徐建业问身边的助理。
“彻底断了。”助理低声说，“最后一批货在海上被扣押，联系人‘怀特先生’上周发来加密电报，说华盛顿方面施压，所有对非政府渠道的军售必须停止。他本人也受到调查，暂时无法活动。”
徐建业点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这个结果他早就预料到了——当东北战区的实力膨胀到让重庆都忌惮时，美国人的选择不言而喻。
“苏联方面呢？”
“格罗莫夫中将的回电很明确：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反攻阶段，所有物资优先保障西线。但他暗示……”助理凑近了些，“暗示如果我们在明年春天前，能在东北取得‘实质性突破’，莫斯科可能会重新评估。”
“实质性突破。”徐建业重复这个词，嘴角浮起一丝苦笑。
意思再明白不过：你们要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你们不是需要被援助的弱者，而是值得被投资的盟友。
“通知各军，”他转身往外走，“从现在起，所有缴获的日军装备，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一门炮，必须完整上报、统一分配。特别是机床、车床这些设备，优先运回兵工厂。”
“是。另外，佐藤重雄带来的那批技术人员名单整理出来了。有三个是机械工程师，两个是冶金专业的，还有一个……”助理翻看笔记本，“叫山本清，东京帝国大学化工系毕业，被强征入伍前在大阪兵工厂工作。”
徐建业停下脚步：“人呢？”
“在新生教导团。王军长说先进行思想教育。”
“调过来。”徐建业果断地说，“告诉他，只要他能帮我们造出不炸膛的炮弹，过去的事既往不咎。如果他真有心赎罪，这是最好的方式。”
走出山洞时，外面正下着细雨。五月的雨细密而绵长，把远处的山峦洗得一片青翠。徐建业站在洞口，看着雨幕中隐约可见的根据地轮廓——那些新开垦的田地，那些正在修建的营房，那些扛着锄头往田里走的战士。
三年前，他跟着于凤至从辽西一路撤退到这里时，眼前还是一片荒芜。那时候他们只有不到两千人，枪支弹药只够打两场仗，每天都有人在冻饿中死去。
现在，他们有了二十万军队，有了兵工厂，有了大片根据地，甚至有了反正的日军军官当教员。
可徐建业心里清楚，这一切有多脆弱。就像那些刚刚浇铸出来的炮弹外壳，看着成型了，但只要一个细微的裂缝，就会在发射时炸死自己人。
“参谋长，”助理小声问，“咱们真能靠自己造出好钢吗？”
“造不出也要造。”徐建业走进雨里，没有打伞，“因为没人会给我们了。从今往后，我们只能靠自己。”
雨丝打在他脸上，冰凉冰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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