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画卷流转，时光自康熙八年（1669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智斗后悄然滑过。
武英殿内擒拿鳌拜的尘埃落定，并非斗争的结束，而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序章。
时年十六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真正将帝国的权柄牢牢握于手中，开始了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乾纲独断。
然而，亲政之初的年轻皇帝，面临的并非坦途，而是一个积弊待除、危机四伏的庞大帝国。
他以其超越年龄的沉稳、果决与深谋远虑，迅速展开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皇权、稳定内政、廓清寰宇的行动。
清除鳌拜集团后，康熙帝并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立即着手稳定局势，消除其恶劣影响。
他首先下诏为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其官爵及世职，由其子承袭，此举不仅彰显了公正，更安抚了因苏克萨哈冤案而惶惶不安的人心。
紧接着，他大规模清算鳌拜党羽，将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济世、泰必图等核心成员或处死，或革职拘禁，同时，对依附鳌拜而获得升迁的官员进行大规模甄别、降黜，有效涤荡了朝堂。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在处理此案时展现了惊人的政治智慧与宽仁。
对于鳌拜本人，念及其昔日战功及满洲旧臣的观感，并未依议政王大臣会议所请处以极刑，而是仅革职、籍没、终身拘禁，其子那摩佛亦同。
对于遏必隆，虽革去太师及公爵，但不久后仍赐予爵位，以示不究。
这种区别对待、恩威并施的策略，既彻底清除了威胁，又避免了政局剧烈动荡和满洲贵族内部的过度分裂，迅速巩固了其统治基础。
亲揽大权后，康熙帝深刻反思辅政时期弊政，着手进行制度性改革，核心在于强化皇权，削弱权臣产生的土壤。
他首先大力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限制其权力，收回被鳌拜等侵夺的批红权与部分决策权，重要政务皆“躬自裁断”，使国家大政真正归于皇帝。
他恢复了内阁和翰林院的地位与职能，倚重熊赐履、李光地等汉人儒臣，平衡满洲勋贵势力。
同时，他极为重视发挥科道官的言路和监督作用，鼓励臣工直言进谏，打破了辅政时期万马齐喑的局面。
在军事上，他加强了对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的控制，将其牢牢置于皇帝直接指挥之下，成为保卫皇权的核心武装力量。
这些措施，系统性地理顺了中枢权力结构，确保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政令的畅通，为应对接下来的巨大挑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紧握权柄、厉行改革的同时，康熙帝展现出对儒家文化和治国理政之学的极度渴求与重视。
他坚持并强化了“经筵日讲”制度，几乎无间寒暑，与讲官们研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典籍，并非流于形式，而是深入探讨，结合时政，每每有精辟见解，令讲官叹服。
他明确提出“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举行博学鸿儒科，笼络天下名士，编纂典籍，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将其确立为官方哲学。
这一系列文化举措，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他本人的儒学修养和治国能力，更有效地争取了广大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与认同，缓和了满汉矛盾，为巩固统治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和人才保障。
亲政后，康熙帝面临的最严峻、最迫切的挑战，无疑是势大难制的“三藩”——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镇福建。
三藩拥兵自重，把持地方财赋，形同独立王国，已成为帝国肌体上的巨大毒瘤。
康熙帝早已洞悉其弊，将三藩、河务、漕运列为亟需解决的三件大事，书于宫中柱上。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由其子尚之信袭爵留镇。
康熙帝敏锐地抓住这一时机，力排众议（包括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担忧），果断下令“全藩撤退”。
此令一出，吴三桂、耿精忠亦被迫相继疏请撤藩以试探朝廷态度。
朝臣多认为吴三桂势大，撤之必反，主张姑息。
年仅二十岁的康熙帝却展现出超凡的胆识与决断力，他深刻指出。
“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
毅然下令“允其所请”，三藩并撤。
果不其然，是年十一月，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服，旗号“兴明讨虏”，正式叛乱。
耿精忠、尚之信（迫使其父尚可喜后）以及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等纷纷响应，叛乱迅速蔓延至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福建、江西、浙江、陕西、甘肃等十余省，清军节节败退，朝廷震动。
这是对年轻康熙帝及其政权的终极考验。
面对危局，康熙帝处变不惊，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才能。
他首先采取分化瓦解策略，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集中力量打击首恶吴三桂；对各地的响应者，则剿抚并用，极力争取。
他大胆启用图海、赖塔等满洲将领，同时破格提拔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汉将，委以方面之任，有效遏制了叛军的攻势。
在战略上，他坚持以湖南为主战场，以江西、浙江为东线，陕西、甘肃为西线，相互策应，逐渐消耗吴军实力。
战争初期，清军虽屡受挫，但康熙帝意志坚定，拒绝与吴三桂和谈，并果断处置了在京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示决绝。
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战争，清军逐渐扭转战局。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不久忧愤而死，其势大衰。清军乘胜进攻，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终于攻破昆明，三藩之乱彻底平定。
三藩之乱期间，割据台湾的郑经集团曾与耿精忠勾结，进扰福建沿海。
平定三藩后，解决台湾问题提上日程。康熙帝吸取了之前和谈失败的教训，决心以武力底定台湾。
他力排“海洋险远，风涛莫测”的保守意见，大胆采纳了姚启圣、施琅等主战派的建议，尤其重用熟悉海况、善于水战的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全权负责征台事宜。
经过周密准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率水师精锐两万余人，战船三百余艘，自铜山（今福建东山）出发，向澎湖进军。
经过激烈的澎湖海战，清军大败郑军主力，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
随后，郑克塽（郑经之子）见大势已去，率众归降。
清军顺利进驻台湾。
康熙帝在收复台湾后，并未因部分大臣主张“弃台”而动摇，毅然采纳施琅等人意见，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置台厦道，派兵驻守，正式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进行有效行政管理。
此举奠定了中国东南海疆的版图，意义极其深远。
就在康熙帝致力于平定南方叛乱与统一海疆的同时，帝国的北疆，一股新的强大威胁正在蒙古草原上迅速崛起——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
噶尔丹野心勃勃，统一了漠西蒙古各部，并不断向东扩张，侵扰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其兵锋甚至威胁到内蒙古，对清朝构成了直接挑战。
康熙帝一直密切关注着北方局势，通过使臣、喇嘛等多种渠道了解噶尔丹的动向。
他深知，准噶尔问题不同于三藩和台湾，是关乎帝国北方安危的根本性挑战。
在基本解决南方问题后，康熙帝已将战略重心逐步北移，开始为应对准噶尔的威胁进行积极准备，包括整训军队、储备粮饷、联络漠北蒙古各部等。
天榜画卷至此，清晰展现了康熙帝从亲政到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前这十余年间的宏伟轨迹。
这位年轻的君主，以其非凡的魄力、智慧与毅力，先是肃清内患，巩固皇权；继而力排众议，平定规模空前的三藩之乱；接着底定台湾，完成统一大业；同时，他已将锐利的目光投向北方广袤的草原。
这一系列雷霆万钧的行动，不仅彻底扭转了亲政初期危机四伏的局面，更将一个内部统一、皇权巩固、充满自信的大清帝国，带向了与北方强敌决战的舞台。
一场更为艰苦卓绝、关乎帝国命运的亲征，已如箭在弦上。
万朝时空的观者们，无不为这位青年天子在短短十余年间所展现出的雄才大略与坚毅果敢而深感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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