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谷鸟的啼鸣唤醒了沉睡的田野，春耕生产的热潮在广袤的土地上全面铺开。地区农科所牵头的“区域性农业技术适应性试点”工作，也在这片繁忙景象中，悄然拉开了实践的序幕。
试点启动初期，各项工作如同初春的溪流，看似平静，实则暗藏湍急。林枫作为具体负责人，几乎将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几个试点公社的巡回指导和协调中。
在平原灌区的红旗公社，大型农机与精量播种技术的结合试点，遭遇了第一个难题。公社现有的拖拉机手习惯了粗放式的作业，对要求精确控制播种深度和间距的新设备操作很不适应，抱怨“太麻烦”、“影响进度”。第一次试播，效果不尽如人意，深浅不一，漏播严重。
林枫没有责备，而是带着技术员蹲在田埂上，手把手地教，反复讲解调整方法和原理。他请来地区农机站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进行现场演示，组织观摩。几天下来，几位年轻的拖拉机手逐渐掌握了窍门，看到了精准播种出苗齐整的优势，抵触情绪慢慢消解。但进度确实比预想的慢，一些等着翻地的社员开始有了怨言。
在丘陵山区的石头坳公社，情况更为复杂。推广的小型改良农具，图纸有了，原理也讲清楚了，但找谁来制作成了问题。公社的铁匠铺手艺粗糙，做出来的东西不是这里卡壳就是那里松动，根本没法用。老支书看着那几件“废铁”，眉头拧成了疙瘩。
林枫心急如焚，亲自跑到县农机厂求助。厂里的老师傅看了图纸，倒是很感兴趣，认为结构巧妙，适合山区，但提到批量制作需要材料、工时，涉及到生产计划和成本，不是他们能做主的。林枫磨破了嘴皮，最后靠着李研究员出面协调，县农机厂才勉强答应，在不影响主要生产任务的前提下，“抽空”试制一批。
最让林枫感到无力的，是在贫困的靠山屯大队。尽管“妇女互助小组”热情高涨，开辟了试验田，尝试对比种植，但她们严重缺乏必要的物资支持——良种、农药、甚至像样的农具都短缺。苏念卿在信中提到的那点经费，对于整个大队的需求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林枫看着她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劳作，心中充满了酸楚和紧迫感。
他意识到，技术推广绝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它深深嵌入在资源分配、生产能力、组织效率和群众基础的复杂网络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薄弱，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白天，他奔波于各个试点，协调矛盾，解决突发问题，常常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晚上，他则在公社招待所或大队部昏暗的灯光下，整理记录，分析数据，思考对策。身体的疲惫尚可忍受，精神上的压力却与日俱增。他感觉自己像一根被紧紧绷住的弦，随时可能断裂。
唯一能让他稍感慰藉的，是苏念卿的来信。她的信如同春风，总能适时地抚平他心头的焦躁。
苏念卿在信里详细描述了夜校试验田的进展。她们严格按照林枫信里指导的方法，设置了对照区，认真记录着每一组数据。“虽然苗出的有早有晚，长得有高有矮，但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说从来没这么仔细地‘读过’庄稼。”她写道。小陈不仅负责记录，还用废旧木料和铁丝，模仿林枫草图上的原理，自己鼓捣出了一个简易的土壤湿度测量仪，虽然粗糙，但居然能用。
“大家现在都叫他‘小发明家’呢。”苏念卿的字里行间透着自豪，“他比以前更爱看书了，遇到不懂的字就来问我。他说，林技术员说过，想把东西做好，光靠手巧不行，还得心里明白。”
这些来自最基层的、充满生命力的探索，让林枫深感震撼，也备受鼓舞。他意识到，自己推动的试点，其意义或许不仅仅在于验证几项技术，更在于激发像小陈、像“妇女互助小组”成员们身上那种自主学习和创造的内生动力。这才是技术扎根最深厚的土壤。
他给苏念卿回信，没有过多诉说试点遇到的困难，而是分享了红旗公社拖拉机手们从抵触到接受的过程，以及石头坳公社农具制作取得进展的好消息。
“……看到他们眼中重新燃起对技术的兴趣和信心，便觉得所有的奔波和疲惫都是值得的。技术的生命力，终究要靠使用它的人来赋予。”
他随信寄去了一些在地区收集到的、关于小型农具维护和简单土壤改良的资料，请苏念卿转交给小陈和有兴趣的学员。
春耕时节，万物竞发。试点工作也在磕磕绊绊中，如同田间的禾苗，顽强地伸展着根系，努力汲取着阳光和雨露。林枫知道，这只是开始，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但他已经不再像最初那样焦虑。他学会了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寻找关键，在看似无解的困境中发现微光。他的背后，有李研究员的支持，有同事的协助，更有远方那片土地上，无数像苏念卿、小陈一样的人，用他们最朴素的行动，为他的理想注入了最坚实的力量。
春耕试锋芒，虽有挫折，但希望已在泥土中悄然萌发。林枫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吹熄了油灯，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挑战。田野的尽头，晨曦微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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