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兵团的钢铁洪流在突破日军薄弱的边境防御后，并未作过多停留，如同两柄出鞘的利剑，在吉林的黑土地上划出清晰的轨迹。根据总司令部“挤压、驱赶、北上布防”的战略意图，少帅果断下令兵分两路：
一路以精锐装甲部队和摩托化步兵为核心，由一名悍将统领，直扑伪满洲国“首都”长春。其任务是以最快速度击溃或迫降长春守军（多为伪军和少量日军宪兵），打掉关东军残部的指挥中枢之一，并切断吉林腹地与南部的联系，进一步压缩日军生存空间。
另一路，则由少帅亲自率领主力，共计二十万大军，调转兵锋，北上进军哈尔滨。哈尔滨不仅是北满重镇、交通枢纽，更是昔日少帅势力范围的核心之一，如今却成了日伪统治的重要据点。少帅此去，目标明确而沉重：不仅要扫清盘踞在此的日伪军，更要在中苏边境关键地段构筑坚固防线，严防苏联可能的异动——这是总司令赵振再三叮嘱的战略任务。
然而，对少帅而言，哈尔滨之行还多了一层极其私人的、掺杂着痛心与愤怒的意味。那里有他的一个“老熟人”，一个他曾经以晚辈之礼相待，如今却必须面对面质问的背叛者——张景惠。
这个曾与少帅父亲称兄道弟、被少帅尊称为“大爷”的东北元老，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投靠日寇，成为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大臣”，是东北沦陷后地位最高、也最为人所不齿的汉奸之一。少帅麾下许多东北籍将士的家乡沦陷、亲人受难，都与张景惠之流的“合作”脱不开干系。这份背叛，不仅是对国家民族的，也是对张家旧谊的彻底践踏。
“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少帅站在指挥车旁，望着北方阴沉的天际线，那里是哈尔滨的方向。寒风吹动他的大衣下摆，他的眼神比这北国的初春更加冰冷。“我要在三天内，看到哈尔滨的城墙。还有，”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进城之后，第一时间找到张景惠的官邸。我要亲自去‘拜访’一下我这位‘大爷’，问问他……”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身旁的副官和参谋们都感受到了那股几乎要凝成实质的寒意与决绝。这不是简单的军事征服，更是一场迟到太久的、关于忠诚与背叛、家国与私谊的清算。
车轮滚滚，铁流向北。第六兵团的将士们知道，他们不仅是在收复国土，也是在为他们的司令，为无数东北父老，去讨还一笔血债和一份公道。而在哈尔滨那栋华丽的伪满高官宅邸里，曾经风光无限的“张总理”，或许已经听到了远方传来的、越来越近的钢铁轰鸣，以及那份注定无法逃避的审判脚步声。少帅与张景惠的这次会面，注定将成为这场战争中，一个极具象征意义和情感冲击的注脚。
由于日军主力深陷辽南绝境，吉黑两省防御空虚，抵抗微乎其微。但此地的“顺利”，远非无人之境的空虚所致，其深层根源，早在数年前便已埋下。
自九一八事变，赵振如同一根淬火的钢钉，以超前的眼光和决绝的意志，死死铆在热河与辽西的交界地带。他依托逐渐稳固的根据地和秘密渠道，构建了一条跨越关内外、深入白山黑水的隐蔽支撑体系。东北境内几乎所有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从杨将军的抗联第一路军，马将军后期艰难维持的义勇军余脉——其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着来自“热辽方向”的、稳定而隐蔽的物资、资金、药品乃至军事情报的输送。 这些支援往往通过复杂的交通线、可靠的中间人乃至伪装商队进行，成为在绝境中支撑这些抗日火种不灭的关键血液。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英勇的东北抗日武装，早已是赵振北方军庞大战争体系外围不可或缺的“编外武装”或战略游击队，他们消耗着日伪力量，提供着战场情报，并在广阔的敌后维系着抵抗的旗帜。
因此，当第六兵团大举出关，北上吉林、黑龙江时，所遇景象便非同一般：
长春方向：
大军未至，风声先传。活跃在吉林境内的抗联部队及受赵振体系影响的抗日力量早已提前行动，他们袭扰交通，策反伪军，散播消息。当北路军的先头装甲部队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许多城镇并非简单的望风而降，而是由早已暗中接洽的当地抗日人员或反正伪军打开城门，甚至引导部队接管要害部门。入城后，不时能看到一些穿着混杂但精神抖擞的武装人员，以熟悉的方式与北方军接头、汇报情况、提供向导，他们使用的武器中，不乏带有鲁东兵工厂特征的制式步枪或炸药。这不仅仅是军事占领，更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内外合击的成果展示。
哈尔滨及北满方向：
少帅亲率的二十万主力，其北上之路更像是一次期盼已久的胜利会师。沿途不断有成建制、装备虽杂但士气高昂的抗日部队从山林、乡村中开出，与大军汇合。他们中有杨将军麾下历经百战的老兵，有周将军统筹的游击健儿，更有马将军旧部发展起来的忠勇之士。这些部队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成为了第六兵团最敏锐的眼睛和最有效的前导。
而两位本应在原有历史时空中悲壮殉国或饱受磨难的英雄，此刻正以另一种姿态迎接王师：
杨将军，未曾经历那冰天雪地中的孤绝牺牲。在赵振体系持续（尽管困难）的支援下，他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虽然依旧艰苦卓绝，但获得了更有效的后勤和情报支持，得以在吉林东部、南部更大范围坚持斗争、发展力量。如今，他率领着数千名久经沙场、对赵总司令充满感激的部下，从密林中昂然走出，与少帅的主力紧紧握手。看着北方军精锐的装备和浩荡的军容，这位钢铁般的汉子眼眶微红，对少帅说的第一句话是：“少帅，我们等这一天，等赵总司令的队伍，等了太久！” 他的存在与健旺，本身就是对赵振早期战略布局最有力的证明，极大地鼓舞了所有北进将士和沿途百姓。
马将军，江桥抗战的英雄，在原有历史中后期处境艰难。而在此世，赵振早通过秘密渠道，在其最困难时期给予了关键支持，帮助其保存了部分骨干力量，并在北满坚持着抗日活动。此刻，马将军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他在黑龙江地区的威望无人能及。他的旧部和新集结的义勇军，成为引导第六兵团迅速稳定北满局势的重要助力。他见到少帅时，感慨万千：“当年江桥枪响，就知道这仗有得打！没想到，最终是赵总司令和少帅你们，从关内杀回来了！”
杨、马二位将军及其所部，实质上是赵振北方军战略触角的延伸，是提前多年布下的棋子。他们的坚持，不仅消耗了日伪，更为今日的全面光复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情报网络。他们的“健在”与“活跃”，是这一独特时空路径下的必然，也使得第六兵团的进军减少了许多盲动和阻力，多了几分水到渠成的顺畅与民心所向的激昂。
听着杨将军、马将军等父辈英雄的讲述，少帅心中敬意翻涌，对赵振总司令那些曾令他费解甚至觉得“冒险”的早期布局——例如不惜代价支援远在关外的抗日武装——此刻有了醍醐灌顶般的领悟。这不仅仅是战略眼光，更是一种深植于民族大义的远见和担当。他收敛心绪，目光越过眼前旌旗招展、军民欢腾的会师场面，重新投向地图上那个标志着最终目标的黑点，沉声问道：
“哈尔滨方向，现在有什么具体动向？还有，张景惠……人在哪里？”
杨将军对此了然于胸，他这些年在北满与日伪周旋，对哈尔滨的情况尤其关注。他立刻回答道：“少帅放心，哈尔滨现在几乎就是一座空城。 日军主力早已抽调到南边，城里的伪满军警要么逃散，要么躲在营房里不敢动弹，有组织的抵抗力量几乎没有。” 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掌控局面的笃定，“至于张景惠，他的宅邸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他跑不了。 前几天他大概嗅到风声不对，想偷偷出城，被我们在城外预设的同志给堵回去了，现在应该还龟缩在他的老窝里，不敢再轻举妄动。”
“好！” 少帅眼中厉色一闪，再无犹豫，果断下令：“全军，进城！按预案接管城市，维持治安，肃清残敌！”
命令下达，十万大军浩荡开拔，钢铁洪流与矫健步兵汇成不可阻挡的浪潮，涌入哈尔滨这座饱经沧桑的北国名城。城中百姓早已听闻风声，此刻见到的不再是往日横行的日伪军警，而是军容严整、士气高昂的本国军队，许多人涌上街头，沉默地注视，继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与泪水。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伪满机构被迅速控制，要害部门被占领，散兵游勇被收容，社会秩序在北方军政工人员和随军地方干部的协助下快速恢复。
少帅将具体的接收和治安工作交由下属，自己则率领着精锐的警卫团，乘坐吉普车和装甲车，穿过逐渐恢复生气的街道，直奔张景惠位于道里区的豪华官邸。车轮碾过积雪初融的街道，发出沉闷的声响，如同敲响审判的鼓点。
此时的张景惠官邸，大门紧闭，高大的围墙显得阴森而孤立。宅邸内，往日仆从如云的景象早已不见，只剩几个心惊胆战的心腹家人和卫兵。张景惠本人，这位曾经的东北元老、伪满“国务总理”，如今像一只被困在华丽牢笼里的衰老野兽，穿着绸缎睡衣，在宽敞却冰冷的大厅里焦躁地来回踱步。几天前试图出逃却被不明武装（实为抗联潜伏人员）火力逼回的惊魂一幕，让他彻底断了逃跑的念想。恐惧、懊悔、以及对未知命运的绝望交织在一起，折磨着他的神经。他听到了外面隐约传来的欢呼声和军队行进声，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他瘫坐在太师椅上，望着天花板，口中喃喃：“完了……全完了……”
就在这时，官邸外传来汽车引擎密集的刹车声，以及沉重而整齐的跑步声。少帅的警卫团已将这座宅邸团团围住，水泄不通。
少帅推开车门，踏上官邸门前的台阶。他抬头看了看这座依旧气派却透着腐朽气息的建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对身旁的警卫团长挥了挥手：
“敲门。告诉他，我来了。”
冰冷的声音，在哈尔滨初春的寒风中，清晰地传开。一场迟到多年的、关乎家国大义与个人背叛的面对面清算，即将在这扇紧闭的大门后展开。
沉重的雕花木门被缓缓推开，发出“吱呀”的呻吟，仿佛也承受不住这历史性一刻的重量。全副武装的士兵鱼贯而入，迅速控制大厅各处，刺刀的寒光在略显昏暗的厅堂内闪烁。少帅迈过门槛，军靴踏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晰而冷硬的声响。他脱去军呢大衣，随手递给副官，露出里面笔挺的将官服，肩章上的将星在从高窗透入的微光中泛着冷冽的光泽。
大厅尽头，张景惠果然端坐在那把他惯常会客用的红木太师椅主位上，身上穿着一套略显皱巴但料子考究的绸缎长衫，手里甚至还捏着一串早就忘了数数的念珠，竭力摆出一副镇定自若、仿佛只是寻常待客的样子。只是他微微颤抖的手指和有些僵硬的坐姿，出卖了内心的惊涛骇浪。
看到少帅走进来，张景惠干咳一声，扯动嘴角，努力挤出一个长辈见到晚辈的、故作熟稔的笑容，声音带着刻意放缓的腔调：
“六子……来了啊。”
少帅停下脚步，就站在大厅中央，与张景惠隔着七八米的距离对视。他没有回应那份虚假的熟络，目光平静得如同结冰的松花江面，缓缓扫过这间装饰奢华却弥漫着陈腐气息的厅堂，最后定格在张景惠那张强作镇定的脸上。他没有去坐主人下首通常为贵客准备的首席，而是随意地、带着一种反客为主的意味，坐在了侧方一张花梨木靠背椅上，这是寻常客座，位置低于主位。
“来了。” 少帅的声音不高，却像冰锥一样凿穿了张景惠勉强维持的平静。
两人之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张景惠被少帅那冰冷审视的目光看得浑身不自在，下意识地避开了对视，先前那点强撑的底气迅速流失，心虚如同潮水般漫上眼底。
少帅没有给他更多调整的时间，直接开口，问题单刀直入，剥开所有虚伪的客套，直指核心：
“说说吧。” 他的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质询力量，“是什么时候，铁了心要投靠日本人的？是在我父亲还在位、执掌东北的时候，你就有了二心？还是在我父亲身后，你觉得张家失了势，便迫不及待地另攀了高枝？”
这个问题太过尖锐，直接刺向张景惠最不堪回首也最无法辩驳的过往。张景惠的脸颊肌肉剧烈抽动了一下，握着念珠的手指捏得发白。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辩解或搪塞，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狡辩的力气。他选择了沉默，一种绝望而狼狈的沉默。
见他不答，少帅也并不追问，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那目光仿佛能穿透皮囊，直视灵魂的卑劣。
良久，张景惠像是终于放弃了某种徒劳的挣扎，他抬起头，眼中已无半点长辈的架子，只剩下一种囚徒般的惶惑和求生欲，哑着嗓子，问出了一个他此刻最关心的问题：
“你们……北方军……打算怎么处置我？”
他刻意用了“北方军”这个称呼，试图将这场对峙淡化为胜利者对俘虏的一般性处理，回避其中深厚的私人恩怨与历史纠葛。
少帅却缓缓摇了摇头，纠正了他的说法，每一个字都清晰而沉重：
“不。 你弄错了。今天来这里问你的，不是北方军。”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仿佛要烧尽眼前这人最后的侥幸：
“是东北军。”
“我来，是以当年东北保安总司令的身份，是以那些被你背叛、离散、牺牲的东北军将士同袍的身份，来问你这句话。”
他的声音不大，却仿佛带着千钧之力，在大厅里回荡：
“收拾完你以后……东北军的历史，才算真正地、干干净净地结束了。”
这句话，不仅是对张景惠个人命运的宣判，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句点。它宣告着，以张家父子为代表的旧东北军时代的屈辱、混乱与背叛，将随着对眼前这个最大汉奸的清算，而彻底掩埋。从此以后，这片土地上只有崭新的、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北方军，而“东北军”这个名字，将连同它所有的荣耀与污垢，一同沉入历史，完成其悲壮而复杂的最终章。
张景惠听完，脸色彻底灰败下去，最后一点强撑的躯体也垮塌下来，瘫在太师椅里。他终于明白，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胜利后的例行公事，这是一场迟到了太久、关乎道统、忠诚与历史定论的终极审判。而他，已无路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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