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太行山本该是绿的。但一九四三年的这个春天,陈锐站在指挥部所在的山梁上,放眼望去,满目焦黄。
“铁篦”作战持续了五十三天,像一把烧红的铁梳子,把根据地从头到脚梳了一遍。留下的不是整齐,是遍体鳞伤。
“统计出来了。”赵守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说不出的疲惫。
两人回到窑洞。桌上摊着几张表格,墨迹很淡——墨水是锅底灰调的,笔是竹签削的。
“先说损失。”赵守诚拿起第一张纸,念得很慢,像在念悼词,“主力部队减员一千二百四十七人,其中牺牲八百零九人,重伤致残三百三十八人。战斗骨干损失近三成。”
“地方武装和民兵牺牲一千九百余人。”
“群众……”他顿了顿,“直接死于战火的四千三百余人。饿死、冻死、病死的……还没有确切数字,估计在两千以上。”
窑洞里安静得能听见心跳。陈锐闭了闭眼。六千多条命。这还只是不完全统计。
“村庄被毁一百七十七个,其中彻底夷为平地的三十八个。春耕耽误了七成,秋粮……恐怕指望不上了。”
“咱们的‘星火’网络呢?”
赵守诚拿起第二张纸:“三十七个固定加工点,废弃或暴露十九个,转入深度潜伏的十六个,还能维持最低限度生产的……只剩两个。”
两个。陈锐想起“星火”最盛时,上百个点日夜不停地运转。手榴弹、地雷、子弹、迫击炮弹……像流水一样造出来,送到前线。现在,只剩下两个。
“技术骨干牺牲十一人,失踪七人,被俘……三人。”赵守诚的声音更低了,“被俘的里,有王家庄的铁匠老王。鬼子用烙铁烫,用辣椒水灌,他一个字没说。最后……被活埋了。”
陈锐的手攥紧了,指甲陷进掌心。
“北平线断了。‘老金’最后的消息是‘特搜班已锁定,长期静默’。‘书生’销毁所有痕迹后撤离,现在下落不明。”
“物资储备……”赵守诚翻到最后一页,“粮食还能撑半个月,盐只剩三天的量。弹药……平均每个战士不到五发子弹。迫击炮弹,一发都没了。手榴弹……还剩九十三颗。”
念完,他把纸放下,看着陈锐:“老陈,这就是咱们的账本。赔本的买卖。”
陈锐没说话,走到墙边那张巨大的态势图前。图上有两种标记:红色的箭头代表日军的进攻路线,像毒蛇一样蜿蜒;蓝色的圆圈代表根据地的控制区,已经被压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鬼子的损失呢?”他问。
“不完全统计。”赵守诚走到他身边,“毙伤日伪军约两千人,其中日军八百余人。摧毁据点七个,炸毁桥梁三座,破坏铁路五十余里。缴获枪支三百余支,弹药若干。”
“还有呢?”
“还有……”赵守诚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鬼子在总结报告里承认,‘铁篦’作战未能达成‘彻底铲除匪区军工能力’的预定目标。他们认为,八路军的军工生产已经‘由集中转为分散,由正规转为土制,由专业转为全民’。结论是:此模式‘难以根除,需长期压制’。”
陈锐接过本子,翻到那一页。日文写得潦草,但意思很清楚。鬼子怕了——不是怕枪炮,是怕这种打不死、剿不灭、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
“这就是咱们的收获。”陈锐把本子合上,“鬼子知道了,想灭咱们,除非把整片土地都翻过来,把所有人都杀光。但他们不敢——国际舆论背不起这个骂名,兵力也耗不起。”
赵守诚苦笑:“可咱们也快耗不起了。老陈,你看看外头。”
陈锐走到窑洞口。山下的临时安置点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群众。老人蜷缩在草棚里,孩子饿得哇哇哭,妇女们支起破锅,煮着不知名的野菜。空气里弥漫着焦糊味、药味、还有淡淡的尸臭味——那是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在腐烂。
“群众还能撑多久?”他问。
“不知道。”赵守诚摇头,“但我知道,再这样下去,会有人饿死。已经有人在吃观音土了。”
两人沉默了很久。山风吹进来,带着五月的暖意,却吹不散心头的寒气。
“老赵,”陈锐忽然转身,“咱们得开个会。把所有还活着的干部都叫来。不是庆功会,是……反思会。”---
会议在第二天下午召开。地点选在一个背风的山坳,没有桌椅,大家就坐在地上。
来的人不多,只有三十几个。有指挥员,有地方干部,有技术骨干。个个面黄肌瘦,衣服破得露出棉花。齐家铭的眼镜只剩一个镜片,赵老三的手指缺了一根——是藏设备时被石头砸的。
陈锐站在人群前,没有开场白,直接说:“今天这会,就一件事:算账。算咱们的损失,算咱们的教训,也算咱们还剩下什么。”
他先说了损失的数字。每报一个数字,人群里就响起低低的叹息。说到被活埋的铁匠老王时,有人开始抹眼泪。
“这些命,是咱们欠下的债。”陈锐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将来胜利了,咱们得还。怎么还?建纪念碑,写进历史,让子孙后代记住——他们的好日子,是这些人用命换来的。”
“但现在,咱们还得活下去。”他话锋一转,“所以第二件事:咱们还剩什么?”
他掰着手指头数:“第一,咱们的主力还在。虽然减员严重,但骨头没散。第二,群众还在。虽然受了苦,死了人,但大部分人还在跟着咱们。第三……”
他看向齐家铭和赵老三:“技术还在。设备可以毁,据点可以端,但只要人活着,技术就能传下去。”
齐家铭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页发黄的纸。
“这是《应急生产指南》的副本。”他说,“正本已经埋进深山了。里面记了咱们这些年摸索出来的所有土办法:怎么用艾草灰造火药,怎么用废铁轨打工具,怎么在没有机床的情况下加工炮管……就算咱们都死了,只要这本书还在,就有人能接着干。”
赵老三也站起来,举起右手——缺了食指的那只手:“我的手,是藏‘土镗床’时被砸断的。但没关系,我还有三根手指,够拉枪栓,够摇镗床。只要我还活着,就能教徒弟。徒弟教徒弟,子子孙孙,没完没了!”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低声议论,有人点头。
李水根第三个发言。他没站起来,就坐在地上说:“我是管‘生产联盟’的。这次‘铁篦’,联盟损失很大。但我也看见,群众学精了。以前藏东西,就挖个坑埋了。现在呢?弹体藏炕洞,引信塞灶灰,炸药混咸盐……鬼子搜到一样两样,没用。这是血换来的智慧。”
一个接一个,干部们开始发言。说的都是具体的事:哪个村的民兵用地雷炸了鬼子的巡逻队,哪家群众用门板做担架救伤员,哪个铁匠用废炮弹壳改成了水瓢……
越说,气氛越不一样。刚开始是沉重,后来有了亮色,再后来,居然有人笑了——那是苦涩的笑,但毕竟是笑。
陈锐听着,心里那团冰慢慢化开。他明白了:这就是“星火”的真谛。不是几座工厂,不是多少设备,是这种打不垮、压不烂、烧不尽的韧性。
会议开到傍晚。最后,赵守诚做总结。
“同志们,这次‘铁篦’,咱们输了,也没输。”他环视众人,“输的是地盘,是物资,是同志们的命。没输的是人心,是斗志,是咱们的根。”
“从现在起,咱们的工作重心要调整。”他宣布,“第一,恢复群众生活。军队帮助重建房屋,整修农田,首要保证不饿死人。第二,‘星火’网络不急于全面重启,以保存实力为主。第三,主力部队转入整训,消化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第四……”
他看向陈锐。
陈锐接过话:“第四,开始为将来做准备。”
他详细解释了“技术种子库”的构想:选择几个绝对隐蔽的地点,集中保存最核心的技术资料、关键工具、经过考验的技术骨干。平时分散,一旦形势需要,可以快速扩展。
“延安的首长说,咱们现在要做的,不仅是‘求存’,还要‘图强’。要为将来的反攻,为新中国,积蓄力量。这力量不仅是枪杆子,还有技术,有人才。”
他顿了顿:“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遥远。现在饭都吃不饱,谈什么将来?但我请大家想想——如果咱们只想着今天,不想着明天,那今天的苦,就白受了。”
人群安静地听着。夕阳从山坳口斜射进来,给每个人的脸镀上一层金边。
“散会前,我再说一句。”陈锐提高声音,“时间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转折。斯大林格勒打胜了,太平洋上美国人在反攻。鬼子在华北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但黎明前最冷,鬼子临死前最疯。下一场风暴,只会更猛。咱们得赶在风暴来之前,长得更壮,根扎得更深。”
“同志们,咬紧牙,活下去。活到胜利的那一天。---
散会后,陈锐和赵守诚并肩走在山路上。远处,安置点的炊烟袅袅升起——群众在煮晚饭,虽然只是野菜糊糊。
“老陈,”赵守诚忽然说,“你还记得湘江边吗?”
“记得。”
“那时候觉得,能活下来就是奇迹。现在觉得……”赵守诚顿了顿,“能让这么多人活下来,并且活得有希望,才是更大的奇迹。”
陈锐没接话。他看见路边有棵被烧焦的老树,树桩已经炭化,但根部冒出了几簇嫩绿的新芽。
“老赵,你看。”
赵守诚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也看见了。两人蹲下身,仔细看那些新芽。很小,很弱,但在焦黑的背景下,绿得耀眼。
“百炼成钢。”赵守诚轻声说。
“但咱们这块钢,”陈锐接道,“还没炼到头。真正的淬火,恐怕还在后头。”
正说着,一个通讯员气喘吁吁跑过来:“陈部长!赵政委!紧急情报!”
“说。”
“侦察兵报告,日军三个联队正在集结,方向不明,但规模……比‘铁篦’时还大!”
赵守诚脸色变了:“具体位置?”
“在……在东边五十里。看动向,像是要往咱们这边来。”
陈锐站起身,望向东方。天际线处,乌云正在积聚,隐隐有雷声滚动。
山雨欲来。而这场雨,恐怕是暴雨。
他转身对赵守诚说:“老赵,通知所有干部,连夜开会。群众……开始向更深的山里转移。”
“来得及吗?”
“来得及要转,来不及也要转。”陈锐的声音很沉,“这次,鬼子是要动真格的了。”
两人快步向指挥部走去。夕阳完全沉下去了,暮色四合,群山变成墨黑的剪影。远处安置点的灯火,像风中残烛,明明灭灭。
新的风暴要来了。但这一次,根据地已经不同了——它被“铁篦”梳过,被火烧过,被血浸过。它失去了很多,但也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韧性。
就像那棵焦树下的新芽,只要根还在,就能再长出来。
只是这重生的过程,还要经历多少风雨,没人知道。
陈锐走进窑洞,点亮油灯。灯光如豆,在墙上投下他伏案工作的身影。那身影很小,很孤单,但很稳。
夜还很长。而更长的,是即将到来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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