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9章 弘光朝廷三案齐发
张鹿安看见此信后，知道那是事关根本的大事。
一直以来心念念的粮草大事，终于有了眉目，只是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原有订购的军粮感觉太少，张鹿安通过刁长寿增购了不少军粮，可惜还是在南康被阻了，不用说肯定是被活跃在九江一带的左良玉部所阻了。
好在时任江西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驻节九江，总督江西、湖广、安庆、应天（南京）等处军务的袁继咸，出于团结大明内部的考虑，制止了左良玉的明抢行为。
左良玉和袁继咸的关系很好，但是关系再好，对于左良玉来说，他更多的还是考虑自身的利益。
对于左良玉来说，他没有捞到实质性的好处，便不愿意轻易放掉刁家运粮船，事情就这么僵持下来。
张鹿安经过一番思考后，很快就想明白，左良玉的意思，那就是必须得自己亲自出面去谈了，要不然传来的消息就应该是粮草被劫，而不是受阻了。
看来左良玉有拉拢自己的意思，只是自己虽和左良玉有过一面之缘，也算是曾经并肩作战，但是要论及交情的话，也算是极为勉强的。
况且之前在长江水战之中，浮山军水师还和左良玉部下徐勇带领的水师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左良玉不可能不知道。
左良玉之所以有想拉拢张鹿安的想法，张鹿安猜测应该是左良玉有求于自己或者想要交好自己，继而推断出左良玉一定是要有重大的军事行动，需要张鹿安的支持或者配合。
从这一点的考虑来说，张鹿安的军粮暂时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张鹿安这边一直不给左良玉回应，时间一长，事情可就说不准了。
想明白这一茬问题，张鹿安便决定立刻动身返回浮山，处理此事。
张鹿安也想趁此机会，将浮山的一些军事作坊和民用纺织业搬迁到登莱，那样的话，就可以消化掉登莱充足的劳动力。
而有了去处和谋生手段的百姓，自然也会变得想要稳定下来，正是所谓的产业安民措施。
张鹿安于是带着第一协、第二协和第三协，乘坐水师第二协的船只，开始离开登州，转向浮山方向而去。
为了不节外生枝，张鹿安没有选择走刘泽清控制的淮安府，而是下令船队直接前往长江口，然后在崇明拜见了自己的大哥张鹿鸣、沈廷扬以及沈廷扬的父亲沈鄘。
就在崇明岛上，沈廷扬和张鹿鸣向张鹿安介绍了南明朝廷的一系列事件的背景和其他混乱情况。
其实弘光政权的建立伊始，就伴随着大量的争议，才在地方军阀的拥护下，勉强登基的，根本未能赢得江南士子的真心拥护。
而弘光皇帝朱由崧本人也是扶不起的阿斗，很多时候实在是太令人无语了。
原本按照南京众大臣意见，虽然确定了崇祯皇帝的死亡，但是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的生死下落还是没有确定的。
史可法于是提出来一个观点，想要朱由崧暂时自称监国，等到确认了崇祯皇帝后代的下落后，再正式登基也不迟。
这条路其实也是朱由崧最好的选择，不能说史可法不支持朱由崧登基，史可法的出发点更多的还是考虑到人心和大局。
朱由崧本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不必急于一时，等到自己牢牢掌握了政权以后，再登基也不迟。
但是朱由崧有一颗强烈想当皇帝的心，一刻也不允许耽误，很快就宣布正式登基，并且迫不及待就宣布了崇祯皇帝三个儿子的死讯。
为了加强世人对这方面的认识，弘光元年二月，弘光皇帝朱由崧正式下诏“谥皇太子慈烺曰献愍，永王慈焕曰悼，定王慈灿曰哀”，借以掩人耳目，杜绝民望。
可是实际结果是反而引发了老百姓对于弘光皇帝的极度不信任，认为他为了当皇帝，竟然连先帝的子嗣都可以不管不顾，直接宣布死亡了事，还增加谥号，这难道不是掩耳盗铃和欲盖弥彰吗？
而此时素来擅长制造阴谋的清廷范文程，见南京弘光政权已经建立，心中就有了一个浑水摸鱼的计划。
当初李自成从山海关撤离的时候，把带着的崇祯太子、永王和定王都弄丢了，但是三人中的太子和永王很快被清军的骑兵队给俘获。
范文程得知情况后，当即劝说多尔衮将崇祯的儿子给杀掉，然后嫁祸给李自成，否则留下来就是祸患，后期根本不好处置。
多尔衮对于范文程的深谋远虑是由衷的认可的，当即下令将崇祯太子和永王给直接砍死了。
只是有个疑问，崇祯皇帝不是有三个儿子，三儿子定王朱慈灿去哪里了呢？
原来朱慈灿趁着战场混乱，侥幸逃脱了，然后一路要饭要到山东坟上县，才停了下来，此后一直在此地充当私塾教师为生，隐姓埋名不为他人所知（历史中的朱三太子朱慈灿实际上也是隐姓埋名，到康熙四十七年才被发现，被康麻子下令全族夷灭的）。
清廷方面没有为不曾找到定王而懊恼。
对于范文程来说，反而是更加的兴奋。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祸乱南京朝廷的办法，首先要做的就是传播消息，说李自成杀了崇祯太子和永王，但是定王失踪了，估计可能是向南边跑了，给朱由崧制造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让江南地带的士绅阶层心思又活跃起来。
其次搜寻一个跟定王年龄相仿的男孩，加以训练，必要的时候，再让他去南京扰乱大明朝纲，反正崇祯的儿子几乎都是生长在宫里面，外人很难见到面，很难辨别真伪。
分不分得清还很难说，分不清的话，就能够达到了浑水摸鱼的效果；
分得清的话，无非最多就是损失了几个死棋，对于大清来说无伤大雅。
只是范文程计划刚刚开始实施，南方的东林党们以及复社新秀们，不甘心在朝堂的失势（此时史可法受排挤，已经前往扬州视师，南京朝廷完全由马士英说的算），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
而且本身依靠军阀上台的朱由崧，太过于讲究武力，先天性就存在讨好江北军头的基因，偏离了传统的“重文轻武”的传统，因此并不为江南士绅所拥护。
江南的士绅大多对新成立的弘光政权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甚至百般诽谤和陷害，针对朱由崧的封爵行为，东林干将们认为是封爵太烂，编出了歌谣来进行讽刺道：
“国公遍地走，总兵多如狗。”
但是实际上的宣传效果却并不大。
因为朱由崧前后封赏的侯爵、伯爵在一起还不到十个人，怎么说都达不到“国公遍地走”的地步；
至于“总兵多如狗”的问题，那是各地军阀自己滥封的，跟朱由崧何干？
某些东林大将们，见一计不成，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方式，来与弘光朝廷作对。
于是扰乱弘光政权人心的“大悲案”首先爆发。
从而揭开了弘光三大案的序幕。
随后还有“假太子案”和“童妃案”，组成了明末的三大案，严重影响了南京朝廷的政治和军事格局。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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