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子日，北魏尊胡太妃为皇太后，让她住在崇训宫。于忠兼任崇训卫尉，刘腾担任崇训太仆，加授侍中，侯刚任侍中、抚军将军。又任命太后的父亲胡国珍为光禄大夫。
庚辰日，定州刺史田超秀率领三千人投降北魏。
戊子日，北魏大赦天下。
己丑日，北魏清河王元怿晋升为太傅，兼任太尉，广平王元怀为太保，兼任司徒，任城王元澄为司空。庚寅日，北魏任命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两人都加授仪同三司。北魏江阳王元继，是元熙的曾孙，之前担任青州刺史，因为把良家女子当作婢女而被剥夺爵位。元继的儿子元叉娶了胡太后的妹妹，壬辰日，下诏恢复元继原来的封爵，任命元叉为通直散骑侍郎，元叉的妻子为新平郡君，还授予她女侍中的职位。
大臣们上奏请求皇太后临朝听政，九月乙未日，灵太后开始临朝处理政务，这时她还是以令行事，大臣们上书称她为殿下。太后聪明伶俐，很喜欢读书写文章，射箭能射中针孔，政务都亲自下笔裁决。加授胡国珍为侍中，封安定公。
自从郭祚等人死后，生杀大权都在于忠手中，王公大臣们都怕他，走路都不敢出声，大气都不敢喘。太后亲政后，就解除了于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的职务，只让他担任仪同三司、尚书令。过了十多天，太后把门下侍官召到崇训宫，问道：“于忠担任尚书令，他的声望怎么样？”大家都说：“他不称职。”于是就让于忠出任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任命司空元澄兼任尚书令。元澄上奏说：“安定公（胡国珍）应该可以出入皇宫，参与商议重要事务。”太后下诏同意了。
甲寅日，北魏元遥打败大乘贼，擒获法庆及首领一百多人，把他们的首级送到洛阳。
梁朝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击北魏的西硖石，占领此地来威逼寿阳；又修筑外城，迁移淮河沿岸的百姓到城内居住。将军田道龙等人分头攻打各个据点，北魏扬州刺史李崇分别派遣将领抵抗。癸亥日，北魏派代理镇南将军崔亮攻打西硖石，又派镇东将军萧宝寅去破坏淮河上的堤坝。
冬天十月乙酉日，北魏任命胡国珍为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的职位照旧。
甲午日，弘化太守杜桂献出郡城投降北魏。
当初，于忠掌权的时候，说魏世宗答应给他优厚的升迁；太傅元雍等人都不敢违抗，就给于忠加授车骑大将军。于忠又自认为在皇帝新旧交替之际有安定国家的功劳，暗示百官要给自己赏赐；元雍等人商议封于忠为常山郡公。于忠又不好意思单独接受，就暗示朝廷，让同在门下省的人都加封邑。元雍等人没办法，又封崔光为博平县公，但尚书元昭等人不停地上诉反对。太后让公卿大臣们再次商议，太傅元怿等人上奏说：“先帝去世，我们迎接新皇帝，在宫中侍卫，这是臣子的本职工作，不能把这个当作功劳。我们之前商议给于忠封地，只是因为害怕他的权势，想暂且避免他的残暴行为。如果把功劳和过错相抵，都不应该赏赐，请求全部追回剥夺。”崔光也把封爵的印绶和封地送了回去。这样的表章上了十多次，太后终于同意了。
高阳王元雍上表弹劾自己，说：“我刚进入柏堂的时候，看到诏旨的发布都由门下省决定，我作为臣子却执行君主的命令，明明知道不对却没办法禁止；于忠专权，生杀随心所欲，我却不能违抗。于忠谋划着要杀我，幸亏有人阻拦；我想把于忠调出京城，想法还没实施，反而被于忠罢了官。我空占着官位，白拿俸禄，辜负了皇上的恩宠，请求回到家中，听候有关部门的处罚。”太后因为于忠有保护自己的功劳，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十二月辛丑日，任命元雍为太师，兼任司州牧，不久又让他录尚书事，和太傅元怿、太保元怀、侍中胡国珍一起进入门下省，共同处理日常政务。
己酉日，北魏崔亮到达硖石，赵祖悦迎战失败，关闭城门坚守；崔亮进兵包围了他。
乙卯日，北魏皇帝和太后拜谒景陵。
这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淮河、泗水都结冰了，浮山堰的士兵冻死的有十分之七八。北魏益州刺史傅竖眼，性格清正廉洁，百姓和獠人都很爱戴他。龙骧将军元法僧代替傅竖眼担任益州刺史，他向来没有治理才能，还贪婪残暴，王、贾等姓氏，本是益州的世家大族，元法僧却把他们都征召为兵。葭萌百姓任令宗趁着众人对北魏不满，杀了北魏的晋寿太守，献城投降梁朝，百姓和獠人大多响应他；益州刺史鄱阳王萧恢派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齐率领三万士兵去迎接。元法僧是元熙的曾孙。
北魏岐州刺史赵王元谧，是元干的儿子，治理政事非常残暴。有一天，他关闭城门大肆搜捕，抓人来抢夺财物，各种酷刑都用上了，还无缘无故杀了六个人，全城的人都又惊又怕；众人于是大声呼喊，聚集在城门，元谧登上城楼，毁掉楼梯来保护自己。胡太后派游击将军王靖快马赶到，向城中百姓宣告旨意，城中百姓打开城门谢罪，送上城门钥匙，于是罢免了元谧的刺史职务。元谧的妃子，是太后的侄女。元谧回到洛阳后，被任命为大司农卿。
太后因为北魏皇帝还年幼，不能亲自祭祀，想代替他去祭祀；礼官们广泛讨论，认为不可以。太后就问侍中崔光，崔光引用汉和熹邓太后祭祀宗庙的旧事，太后很高兴，于是就代行祭祀之事。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北魏宣武帝去世后、孝明帝初期的政治图景，其中权力更迭的逻辑、人物关系的博弈与制度运行的张力，在现代视角下仍具深刻启示：
权力真空期的“规则重构”
宣武帝去世后，胡太后从“太妃”到“临朝称制”的跃迁，本质是对北魏“子贵母死”旧制的突破。于忠凭借“保护之功”专擅生杀，却在胡太后亲政后迅速失势，印证了权力合法性的脆弱性——暴力可以暂时掌控局面，但缺乏制度背书与人心认同的权力，终将被更符合传统伦理（如“母权代行”）的力量取代。
于忠与崔光等人“互赠封邑”的闹剧，暴露了官僚集团在权力真空期的机会主义倾向。而胡太后最终追夺封赏，既是对这种投机行为的矫正，也是通过否定前任来强化自身权威的政治策略。
“外戚-宗室-官僚”三角博弈的现代映射
胡太后重用父亲胡国珍，使其从光禄大夫逐步晋升至中书监，形成外戚专权的雏形；清河王怿、任城王澄等宗室则通过“参咨大务”分享权力；崔光等官僚则在两者间游走。这种三角关系与现代政治中“家族势力-精英集团-技术官僚”的博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胡国珍的崛起，类似于现代政治中“裙带关系”对权力结构的渗透；
--宗室诸王的制衡，可类比于传统精英阶层对集权的抵制；
--崔光“奉送章绶”的自保，体现了官僚集团“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
“女主政治”的历史困境与突破
胡太后“聪悟好读书，射能中针孔”，却仍需援引“汉和熹邓太后祭宗庙”的先例来合理化“摄行祭事”，说明即便是强势女性统治者，也必须在男权主导的制度框架内寻找合法性依据。这种困境直到现代社会仍未完全消解——女性领导者往往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证明自身“符合规范”。
她“政事皆手笔自决”的集权风格，与北魏前期冯太后形成呼应，却也为后来的“河阴之变”埋下伏笔：过度依赖个人权威而忽视制度建设，终将在权力斗争中失去缓冲。
地方治理的“古今通弊”
元法僧在益州的贪暴、赵王谧在岐州的暴虐，展现了古代地方治理中“天高皇帝远”的失控状态：
--元法僧“召士族为兵”，本质是对地方精英阶层的压迫，最终引发任令宗叛乱，印证了基层治理中“官民对立”的致命性；
--赵王谧“闭城大索、无故斩人”却仅被调任大司农卿，暴露了“皇亲特权”对司法公正的破坏，这与现代社会“权贵豁免”的隐忧形成跨时空共鸣。
军事行动中的“政治优先”逻辑
北魏对西硖石的争夺与大乘起义的镇压，表面是军事冲突，实则服务于内部政治：
--崔亮攻硖石、萧宝寅决淮堰，既是对抗南朝的战略需要，也是胡太后通过对外军事行动凝聚人心的手段；
--元遥擒杀法庆，则是新政权清除异端、巩固统治合法性的必然选择。这种“军事为政治服务”的逻辑，至今仍是国际冲突的底层逻辑。
结语
这段历史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权力运行的永恒规律：任何时代的政治博弈，本质都是合法性、资源分配与人心向背的较量。胡太后的崛起与于忠的垮台、宗室与外戚的制衡、地方与中央的张力，看似是古代故事，实则是人类社会权力游戏的反复上演。读懂这些细节，便能理解为何“以史为鉴”永远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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