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前的这个下午,赵红梅一个人去了村外的麦田。
十年了,麦子还是那样,一茬一茬地绿,一茬一茬地黄,不管地上的人换了什么心肠,它们只按着老天爷的节律生长。南方的十年,像一场漫长而潮湿的梦。梦里是出租屋的霉味,是天桥下的吆喝,是数着零钱计算明天的焦虑,是周建国越来越沉默的侧脸和偶尔爆发的牢骚,也是她从小摊贩做到拥有两个服装档口的艰辛与拼杀。
她成功了,以一种这片土地上的人无法具体想象的方式。她口袋里揣着的,不再是沾满汗渍的毛票,而是厚厚的、能解决很多问题的钞票。可站在这无边无际的麦田前,那种成功的实在感,忽然变得轻飘飘的。
风吹过,麦浪翻滚,发出沙沙的响声,像叹息,又像无数细碎的私语。这声音,比她档口里计算器的按键声更古老,比她听过的任何南方城市的喧嚣更让她心头发颤。
她蹲下身,抓起一把黄土。土是干的,带着麦茬的根茎,粗糙地硌着她的手心。她用力攥紧,泥土从指缝间簌簌落下。这就是她的根。曾经她拼尽全力想拔掉它,远走他乡。可它顽固地留在那里,不声不响,在她以为早已遗忘的时候,用一阵风、一片麦浪、一把泥土,就轻易地拽住了她的心脏。
母亲王秀芹昨晚在灶间,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看着跳动的火苗,又说了那句她说了半辈子的话:“女人啊,就像棉花……”火光映着她沟壑纵横的脸,平静无波。
赵红梅当时没有接话。现在,在这麦田里,她忽然明白了。
她这团棉花,确实被扎过了,被弹过了,被命运那架粗暴的纺车狠狠地绞过了。籽,早就出来了。她没有烂在赵家庄的筐里,也没有完全变成周建国或者深圳期望的那件衣裳。
她把自己纺成了线,织成了布。只是这布料,花样有些奇特,一半染着南方霓虹的浮光,一半浸着北方泥土的沉黄。她穿着这件自己裁就的衣裳,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既不完全是这里的人,也不完全是远方的人。
周建国在院子里,正有些不耐烦地催促着女儿上车。他归心似箭,深圳的生意、饭局、他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那点“场面”,才是他真正的土壤。他对这片麦田,只有疏离和不耐。
赵红梅站起身,拍掉手上的泥土。她看到远处,窦宝柱家新盖的二层小楼顶上,飘着淡淡的炊烟。那个她曾经拼死反抗的男人,用他的方式,也把自己的根扎得更深,开出了另一番景象。他们之间,早已不是恩怨,只是两条曾经短暂交错,又奔向不同方向的河流。
母亲站在院门口,抱着她的外孙女,苍老的脸上是平静的笑意,朝她挥着手。那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的画面,在她脑海中与记忆中那台蒙着红布的彩电重叠,然后倏然分开。
她走向那辆黑色的轿车,脚步沉稳。
她的根,像麦子一样,有一部分永远留在了这片黄土里,汲取着这里的记忆和养分。而她的花絮,早已飘向了远方,在陌生的土地上,挣扎着、也生长出了新的枝叶。
回去?还是留下?
这个问题忽然失去了意义。
风吹麦浪,声音绵延不绝。它不为任何人停留,只是唱着它自己的歌,关于生长,关于埋葬,关于岁岁年年,永不停歇的——决断与和解。
赵红梅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窗外,故乡急速后退,缩成一个模糊的点。
她知道,无论车轮驶向何方,那沙沙的麦浪声,将永远在她心底里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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